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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维邦小档案
·孙丰简介
·鲁汉简介
第一部分 批判系列
1.“合法性”批判
·引文
·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在哪里?
·人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
·一般意义的“政党”的合法性
·从以上批判里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
·“共产党”批判”(一)
·“共产党”批判(二)
·“共产党”批判(三)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党补充合法性?(一)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产党补充合法性?(二)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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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不做李自成所救是特殊阶层,甘当李自成是适用了历史前进的普遍原则。
   
   《甲申三百年祭》有时代的道理,“不做李自成”却因时代已彼了一时而失却了根据。因时代变了,那构成时代的要素当然也早已境迁。因而“不做李自成”才恰恰是错的。当下的潮流要求的倒是共产党出一个甘做李自成的领袖。敢做李自成才是合乎普遍原则的大智大勇,不做李自成只是为特殊阶层的抱残守缺。三百七十年前的甲申,无论统治者还是造反者,或关外那窥伺者,引狼入室者,包括万般无奈的草根,抱的都是“大刀长矛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还死死地限制在力量征服性上。中国并未与世界同步进入到近代,胜王败寇依然是政权合法的唯一标准。


   因甲申的1944也现出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与三百年前的甲申有某种类似,才有酝酿与那个甲申相比较的反省。这一活动是在重庆文化界,刊出后为毛泽东所见,将之纳为延安整风的文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作者郭沫若还是中共,都是拿朱明王朝暗喻国府,在心理上毛泽东有不自觉的流寇自比,他要防止自己阵营像李自成的队伍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陷于腐化堕落,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重蹈悲剧,才将之当为共产党整风的文件。而无论毛还是共产党高层,所能思及的也只是“失道寡助”,他们的观念并没追问“失道”背后的条件,他们尚没有对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人都是人,因而人人都有参入政治的资格”,这个由人文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崭新观念上的自觉。毛与共产党把贪婪当成终极因来理解了,没考虑人的理性的应用还应刨根问底到理性自身----如何保证理性运用原则的首先合法。
   
   政权首先必须合法,即理性应用原则的首先合法。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事物,因而在“任何事物都是事物”这个肯定里,已天然地包含了----凡事物都有本性。而且任何事物能够如何是由其本性规定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超越其本性外的可能性。
   
   政权也是事物,政权的健康与否也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但因人的意识始于经验,从经验出发人们形成的观念只能是直接的,狭窄的,因而是特殊的。如“枪杆子(大刀、长矛、梭镖)里面出政权”,就是一个特殊原则----难道没有枪杆子的人就不是人了吗?他们生命的性质就不是人的类性质了吗?他们的生命能不指向实现吗?在进化尚低的条件下,只能使武力征服成为观念。这个观念虽是一特殊性原则,但因视野的狭窄却使它成为最一般观念。这是因人类理性,即“智慧”直接指向的就是应用,首先应用到的是对象,不可能先应用到理性自身,所以我们的智慧直接指向对象世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可经验的实际世界的事态。只有经了持久的应用才可能反观到理性的自身。进入到近代的标志就是理性对自身的反观分批判,由笛卡尔所开创,经了洛克、休漠、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由德国古典哲学将之推到成熟。洛克所完成的《人类理解论》指出人类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是能“理解”的,既是能“理解”的,就必须研究“理解(智慧)”本身,用“智慧应用原则”的首先合法来保证人的活动的合法。日常说的“合法”就是理性的畅通,因人所仗恃的就是理性,事事物物都被理所反映,所通过,凡在理性证明里能获得通过的当然地就合了第一原则,就合法。从而,近代观念就从单一的行为合法进入了政权的性质的首先合法。
   孙丰要指出的是:无论郭沫若之写《甲申三百年祭》,还是毛泽东将之纳入延安整风的文件,还是习近平“坚决不当李自成”的信誓和“苏共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以及刘亚州的《甲申三百年再祭》都只是把腐败当了自身的终极原因,没有“智慧应用原则”是否首先合法的追向。
   政权首先合法,直到不久前才由青年才俊潘岳提出,即从革命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的转移。虽说潘岳的提法里仍包含了许多抢夺合法性的遗产(可能是没有办法),但它毕竟对“革命”神圣不可怀疑第一次给予了纯粹理性的面对,使革命显现出即抢劫的本来面目。潘岳理论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为什么?就因实际理性“革命”一旦被纯粹理性所面对,其非法性便赤裸裸了。
   本文不是倡导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的腐败,腐败对任何阶层,任何政党都是大患。我只是在说时代变了,两个甲申时只是用“抢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政权合法性,可今天已是政权必须首先合法为前提的时代了,用“坚决不当李白成”来打气,实在是太苍白无力了。习近平的这一信誓恰好证明了他是离这个时代相距整整一个“近代史”的距离,无论习近平、还是胡锦涛的观念其实都还是处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交替时代,就算他当一万个“小组长”,他可能能用强力对付或扑灭一次二次历史事变,他不解决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那还是设有政治改革的完成。只要政治改革的进程没能实现,它就是中国乃止越来越属于全世界历史进程的课题,这个课题就吸引着整个时代的智慧,流过来补充,扑向这个课题,直到攻克它,社会智慧才可能转向到新的课题。故而老孙半年前说,凡没有就是要埋葬共产党为成竹的人,是发动不了政治改革的。
   
   故而我说:政治改革首先是一个境界问题。理性不达到这一高度,什么全面改革革领导小组祖长,都是山盟虽有,却全是错、错、错!我的呼吁是:时代的理性已进化到不只对对象,更是理性对理性自身的合乎规则的要求上了。
   
   

此文于2014年01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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