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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乃是“阳谋”
·科学价值观是纸糊老婆,糊弄光棍
·炸情妇判死刑是党对贪官的最大爰护
·“社会主义”是窖子,“和谐”是牌坊
·糊涂还不好?有福!
·“为富人说话与为穷人做事”语无伦次
·“穷人堕落更快”哪是语出惊人?分明是杀穷济富!
·“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只是权贵祸善百姓的一个环节
·不存在“仇恨富人”空个事实
·胡锦涛别牛,塌桥还不塌死你们?跟我来宰赏有多靓!
·张耀杰你若“不仇官”,我怎么会知道你?
·你为茅于轼悲的什么凉?
·请魏京生出面救周玉田!
·任命胡锦涛为慌言党幼儿园高班阿姨
·民运是规律,何去何从却是选择
·中国的富人阶级是官僚寄生阶级
·:“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算不上灾难之源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民运领袖所当记录永备
·民运的现状与前景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
·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2)
·《文化人误国误民》是穿开档裤玩深沉
·总统幼儿院:藏事三议(之一)专制的元、明、清、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发生藏独?
·总统幼儿园:藏事三议(之2)
·藏事三议(之3)
·雪灾、“藏乱”、“京火受阻”、撞车、地震的共同诉求--摈弃“意识形态”回归人伦
·读《共产党能进步吗?》有感(1)
·读《共产党也能进步吗?》有感(2)
·胡锦涛“怀孕”与黄琦“持有”机密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胡锦涛就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
·石宗源就是贵州事件的深层原因!
·习近平哪有什么思路
·鲍彤先生评价石宗源不符
·从胡锦涛的随扈动粗说开去
·李瑞环抚琴对牛弹 竖子涛心暗难教化
·新华社消息
·杨佳是中国宪法自身危机的产物!
·杨佳行为标志中国社会模式已达极限!
·中共最后一张人脸就这样撕下来了
·《反思西方民主》一文是辨术,而非认识
·我告诉薄熙来----杨佳就是比尔盖茨!
·薄熙来你讲讲:美国到底是什么教育制度?
·胡星斗《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不通
·以《新疆公安向日本记者道歉》为前件,求证:究竟谁是打、砸、抢?
·难道“个人极端行为”没有来源?
·李昌钰说的“‘治本’靠宗教、社会和教育”欠妥
·海外民运是不是该从“台湾之耻”案里吸取点什么?
·有了“宪政民主”肯定能万事大吉!
·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法国党部九月会议文件(第一号):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1)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中宣部=强奸民意部(2)
·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革命”做为概念其涵义就是一概而论的!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下)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5)
·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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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左与右

   文革中的左与右
   先为左右确定标准:左者,即过分激烈,超出了人之常情。右者,太过温和,太人性人情。因而左与右都是以人性人情为中道而做的评价。可见中道即最纯正的人性是评价左右的准标。超出中道者为左,低于中道者为右。二百多年前的左右是怎么提出的且不管。因“左、右”已是知识成果,是储存知识的,当然便是只可以根据文子来解析的,做为“名”它们到底诸存的是什么。
   但网上争论的却是实际,即是有具体内容的,是处理现实历史的。所以在纯知性的定义外还须将之内容化,实际化。因为已有许多大家(包括共产党)共认为“左”的事实,这些事实就取得了公理地位。我们将之开列出来,做为我们比对文革中左右的依据。这些事实是共产党早期和建政后的史实----
   
   毛泽东出任武汉政府农运部长时曾受命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回到武汉的报告上写着:“我这次考察胡南各地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结果是,即流氓地痞向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材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此报告被陈独秀嗤之“一身流氓习气”。并撤了他的职,由瞿秋白代之。现在还能从毛选上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的:“到地主老财姨太太、小姐床牙上去打个滚”。可见他老人家年少时就把强奸犯罪当成了“革命”。


   
   再一例是:周恩来接到苏共命令要毫无商量地屠杀地主,因之江西、福建一带墙上就写着“斩草除根”,刚下生的孩子也一律处决,决不留情。
   
   江西红四军及赣南一带的镇反;张国焘在皖、川、豫镇反;夏曦在湘、鄂西的镇反。用战马把自己的领袖拖死,把脑袋垫大石头上砸死,把人装麻袋里坠上石头投进洪湖。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建政后开始的土改、镇反、援朝、镇反复查、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庐山会议、六二年补课,这些运动都是左的,这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看法,也是共产党的庄严决议。这些都是实际,是内容,与我们上面的纯知性的定义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做为我们对文革时期的路线、政策和各路人物的行为是左是右的判定标准。
   
   至六四年毛还只是限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与刘少奇发生了争论,其焦点在围绕着“资本主义道路”和“党内当权派”这种提法上,刘所持的还是57年的反右立场,对官员取的是保护态度,只对百姓下狠手。请大家注意:此时开始,毛搞运动的立场已与已往发生了变化,反右是引蛇出洞,矛头对准是异议意见者,但四清已不是引蛇出洞,而是扎根串联,矛头所对也不是异议者,他要求是对干部,实际中仍有对群众下手的。但毛的立场已已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从四九年建政直到六三年,毛和共产党(包括刘邓)所贯彻的都是极左路线。不只是上层,越往下极左的表现越残忍越极端。在土改、镇反、反右等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里,邓小平之左并不比毛有稍有软弱,他的出手一致很毒很辣。倒是朱德、林彪的表现还正常。在经济建设方面,刘少奇、邓小平是反毛的,对大跃进、炼钢铁、人民公社等行为有明显的批评,所以可认为在经济建设领域内,刘、邓等所持是较为健康立场,应算为右派。
   文革时毛的转变已很明朗,其立场至少与反右发生了颠倒。并且文件上明文规定即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着情处理。所以我们应看清楚----
   
   文革已不是对着异见者下手,是对着党内,对着有权有势的官员的。
   我们不讨论毛、刘、邓间的个人恩怨,或毛为报复刘、邓怎么玩弄阴谋,因我们只是要区分左右。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在文革中毛在个人独尊方面还是依然如故,在自我崇拜、迷信,造神方面仍是极左面目。所以我们检索毛发动文革的立场,不应像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派那样机械的一刀切,而应客观地区分他的主观方面与历史的实际两方面。发动文革的主观方面也是双层的:一是毛在党内明显处于少数,他对此有估计,有积怨,有强烈地报复欲(与斯诺谈话)。
   
   二一点应注意毛对自已领导的共产党的统治发生了不自觉的反省。所以发动文革正是以他的意义上的反省为支持,他有一种模糊的其统治违法的心理,发动文革实际是想重建统治合法性。但他的这种反省又有两个缺陷:一是他是从实际统治中发生了这样的经验,从经验出发他只能认识到这是统治运作方面的问题,他也不可能考虑到统治的合法与否其实是先验的。因他的智慧都用在斗争上,而且他又没有经受对理性的洗礼。即使是穷尽全力,他也只能在经验层面发生领会,即认为问题出在人,因为他不满意的那些事(即共产党与民众的对立)都是人干的。他得出的只能是官员的压迫。
   
   二是他的这种反省又把自己撇清在外,他只认为那些恶行是他的同僚们的责任,他没有把自已计算进去。所以文革的实际路线也是两条,一条是公开的方面,由文件明文规定的,文革不是对不同政见者的,而是对着同垒中的他的同僚们的。这一点有很强的历史客观性,是男女老少所以能倾窠而出的原因,但从他的自我崇拜与绝对威权的欲求上看,他又仍旧是极端的。在对他的同僚的打击方面属于极左的。
   
   邓小平代表的其实是共产世族,其政治路线是复旧。这是造成在这个问题上混乱的原因。六六年第一批红卫兵就是宗彬彬这类人物,在北京就是还是青少年的今天的太子党们,在全国各单位里就是领导们眼里的红人,骨干,各地都是如此。这期间发生了官办兵主导的破四旧,打砸烧,致死人命。各单位都是照领导眼色大字报围攻“有历史问题”的人,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遣反,把地、富、反、坏、等遣返到农村去,先是学校、机关剃阴阳头,挂破鞋、戴高帽,游斗。这些全是官方在背后指点着干的。现在道歉的就是这类人。八月是最左的时期,秋后许多被整的人开始进京喊冤,北京的学生也到各地串联,民间的反官方的红卫兵出现。这才是造反派,是毛要寻找并支持的。民间派的造反红卫兵因不具有苗红根正的优势,且往往是出身不好或以前被整过的有问题的人,他们没有敢于去致伤他人的胆量,至少整个六六年暴行只与原共产党当权者相关,不关民间红卫兵的事。是复出后的邓小平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民间的,如果不是从一建政就实施暴政,民间积怨太深,老百姓又怎么会那么恨官呢?要知道民间造反队伍中就有五七年的右派或已往蒙冤的人。是六七年提出右派翻案问题,民间组织才发生了“纯洁”队伍的事。
   
   可以说中央文革就是共产党内的庶族,毛在世族里没有盟友,他扶植起一个庶族。江青、叶群在文艺界干的那些事当然是迫害,是江青等的私事,性质上应在文革路线外,做专项的立案,不是个左右可以说清的。文革中的六六年主要体现为造反与保皇,六七年后保皇势力不复存在,才出现了派斗,派斗不存在左右。许多资料可见,刘少奇、邓小平们的工作组路线确实只对着民间的,是打右派的,而毛不打右派,他要打的是官员。
   
   所以说:文革中的毛的公开路线是右,土庶派是右。而刘、邓才是左。刘在北京向南方的毛的报告是要用比五七年反右更果决的态度,要打更多的右派。可以说毛的政治立场是右,但也不能说他是反左,他的主观想法既有报负心,整掉仇人,又包含着重建共产党统治合法性
   从追责上说王希哲说的是对的:《“可见,8月5日前的宋彬彬、陈小鲁(还有邓榕)们的打死“卞仲耘”们,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却正是刘少奇邓小平们的反文化大革命,是宋彬彬、陈小鲁(还有邓榕)们跟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们的反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作恶 —–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因毛的文革里的确没有“反右”的主观故意,但刘、邓主持工作里有这种故意,而且很极端。毛应对发动文革负责,刘、邓应对文革中的极左路线负责,刘、邓就是极左。“右”是邓复出后自命的,他把毛定成极左,而且毛一向极左,只是文革中不左而是右,大家来不及完成这一区分。邓的右只在经济政策上,在政治上他一向极左,他的六四屠城与毛的四五处理便是证明。但我认为王文有一个名分上缺陷,他没有必要硬跟着老邓把自己列为右就说邓是右派,更没有必要把自己划为左。如果认为文革中毛是右,邓是左,问题也就容易缕顺了。邓是四五背后的力量,并且为掩盖此一事实不惜暗杀,是他政治上极左的最有力证明。不能说文革到底有无是处,但文革里包含着中共历史的必然性,毛的文革至少埋下了理性批判的伏笔。这是邓的觉悟所始终没达到的。
   

此文于2014年01月2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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