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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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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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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已经发生,我们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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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2014的希望该是什么

   在进步、文明的国家里,政府是无权杀人的。一个公民的有罪与否,以及在确认有罪以后的生与死的判定,是要由法律来决定的。其实,政府是和每一个老百姓一样,只可以对伤害到他的人起诉,而无权定罪。

   政府杀人同样是犯法,是会被公诉人起诉的。但是,在无法无天的国家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以共党为例,六十多年对各族人民的屠杀、镇压,则完全是政府的行为。政府派出军警、政府下令开枪。被打死的人是死在政府的意愿下,法律则是安静地被摆放在一边,目无表情地目睹这一幕幕的血腥景象而一言不发。

   可事后就会对党欢呼胜利,并评论说杀人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被杀的人的罪行是由党和政府定的。由于共党永远的正确,于是被杀的人就必须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完了人的共党,好像立下了什么样的大功劳。所以被杀的人就永远冤沉海底。

   原本就是土匪的共党,把杀人当做是家常便饭。以杀人起家,又以杀人篡改。由于本性的使然,又从进了城后,一路杀到了今天。并且始终认为杀人有理,被杀的就该死。时间长了,中国人也麻木了。

   人命关天的文化意识泯灭了,所以也就很少有人怀疑被杀的人究竟该不该死的问题了;进而发展到了共党杀人是天经地义,至于杀死了谁,则是与我无关的地步上了。这究竟是民族复兴的迹象,还是民族沦陷了的迹象呢?

   近两个多月,不断报出新疆维吾尔人被当地军警开枪打死的事件。共党发言人把这些杀人的原因,一概归为是维族人的恐怖攻击或暴力攻击。于是,共党“杀人有理”,“死了的该死”的老调重弹。可是维族人为什么要搞恐怖或暴力攻击的原因,却是只字不提。如果维族人幸福了,可能不可能幸福得去攻击别人呢?

   过去的两年间,藏族人有一百多人以自焚表达抗议,共党则认为是国内外分裂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指使,从来不提这些藏人所抗议的是什么。2008年3月,共党军队在拉萨再次地对藏人进行大屠杀。当年的3月29日,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中心,就聚集了5、600名中国人,在共党驻多伦多领事馆的支持下,摇旗呐喊:“支持共党对西藏的政策”,然后欢呼“中国强大”。

   强大就去杀人,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可是习近平又说,“穷就要挨打”。究竟中国大陆是强大了,还是贫穷?强大或贫穷,与杀人和挨打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共党卖关子不说,中国人也就糊里糊涂地认可了。

   共党杀人,你去欢呼;共党杀你,别人也会欢呼。这个民族不团结,是个事实。发展到了今天,看着同胞被杀去欢呼,这是必须归功于党的。共党是满意了,可是,这个民族的人性却丧失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泯灭了,民族又何以复兴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识之士们普遍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共党自己都承认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场浩劫,中国人对此该不该负责任呢?回答说,中国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占多数。这个回答的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把共党惯成了这个样子。

   翻开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的历史,任何一位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开国皇帝,进城后的第一道召命,内容无非是:一,安抚百姓,各安各业;二,轻徭役,减赋税;三,大赦天下。

   唯有共党,不但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反而大开杀戒。一场土改运动,把农村的士绅们丑化成地主、恶霸、土豪,杀了两百多万,人认为杀了四百多万。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按照千分之七的人口比例杀人。实际被杀的人的比例,远高于千分之七。接下来,又在对农工商三大行业的大抢劫中,又逼迫得多少人自杀,至今没有个较精确的数字。

   一场封杀舆论的反右运动,至少三百五十万知识分子遭殃;一场三年半的大饥荒,又活活饿死五、六千万人;一场十年半的文革,无辜死亡人口三千七百万,受到触击的人是七千多万,连同他们的家属,总数是四亿。

   大家都知道美国好,英国、德国好,日本、台湾好。至于这些国家究竟好在哪里?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个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杀人。即便是一个被法律判断处死的人,通常也都会在监狱里再多关上几年,甚至十几年。并不是政府过分地慈悲、浪费纳税人的钱去养活死刑犯,而是政府珍惜生命,多给办案的司法人员时间去反复地复查此案的任何细节,希望找出任何的蛛丝马迹的疑点,尽量不去剥夺这个人的生命。两种政府,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孰好孰坏,人们自己去评价。

   近日有报道说,新年刚过,一群在79年参加越战的老兵们,在北京的闹市区王府井大街上,向过往的行人乞讨。中国人从来不打算去打周边的国家。打越南是共党的主张,打败了是共党的失败。共党永远正确,所以把打败仗的罪责转嫁给了越战的老兵。

   日本政府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似乎成了一项大罪。战争性质的对与错,承担责任的必须是政府。执行政府的命令的参战阵亡将士们,政府有义务年年去祭拜他们的亡灵。这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记得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了救援队。每当这些救援队员们从废墟中找出一具尸体,他们就自动站成一排,向尸体鞠躬致哀。中国人的救援人员有没有这样做呢?显然没有。

   温家宝反而认为,“多难兴邦”。这四个字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灾难越多,死人越多,国家才能兴旺。这种管理国家的理念,中国人也居然认可了。共党们乘机大发难民财,中国人就更处之泰然了。共党始终是以人民为敌的,于是,中国人就对自己的同胞的死难、冤苦无动于衷了。

   1月8日,加拿大中部城市的一个人,因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死亡。这是一位华裔加拿大人,两天前刚从北京返回加拿大。加拿大健康部立时与海关合作,对同机的几百名乘客逐一地检查,直到认定没有人被传染,才松了口气。这是政府对国民健康负责任。加拿大政府也一定会把这件事通报北京,但共党政权毫无反应。没有大骂加拿大政府造谣污蔑,已是万幸了。正在做梦的共党,又怎么会把死人的事当事呢?

   这就使人想起2003年的非典,也是从强国传人加拿大、传遍全世界的,造成了几十个加拿大人因此而死亡。当时共党的卫生部长就大骂,这是造谣和污蔑。至于多少中国人感染了非典,也和今天的禽流感一样,都成了党国的机密。就在几天前,一名赴台湾旅游的大陆人,也是因为感染了禽流感,死在了台湾。

   如此看来,共党的前三十年,仅仅向世界输出革命和政治难民。这后三十年,输出的东西就多了:用孔夫子代替了输出革命;政治难民猛增,其中吃沾血馒头的人更不在少数;输出假冒伪劣毒商品;输出间谍;输出传染病。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胡锦涛认为的软实力。估计不打算改旗易帜的习近平,也是如此地认为。

   宪法民主制度珍惜人命,极权制度视人命如蝼蚁。差别如此巨大,于是共党就自以为手中有了一张软实力的牌。这张无视人命的牌,就足以打遍世界,取得胜利,然后共党就成了世界老大了。

   毛泽东的120年,连习近平都不敢大折腾,一群毛分子们,却为毛大肆的唱赞歌。问问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国人,哪个人都能说出几件毛的恶行。记得是几年前,一群苏共分子准备在莫斯科上街示威示威。游行还没开始,就被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们包围了。这群老人要这些参与游行的人回家去问问父母或祖父母,在三十年代的苏联大饥荒中,凡是最后能活下来的人,是不是都吃过死人肉?看起来,苏共分子比毛分子尊重事实,也能听别人的劝说。游行的队伍自动解散了。

   中国的先贤们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后来,又有一种更慎重的说法是:“眼见犹恐不实”,所以在思考和行事、以及在文章上,提倡的是推敲,无非是要人们认真再认真的意思。共产主义被指定是人类的三大公敌之一,是因为世界人民在近百年的共产运动的种种罪行而得出的结论,又岂是几个不学无术且又狂妄的毛分子们能够推翻的?

   本人下愚不移,对事物的好坏对错的分析,从来是以人性、道义为出发点去衡量。也就是说,以人文科学的理论为工具,去认识和解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科学被划分为人文、社会和自然三大类。但共党否认人文科学,代之以马列毛邓胡们的观点。这些人的观点,充其量不过是属于哲学范畴中的看法。哲学属于社会科学类。这就是说,共党以及它的共产主义,特色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妄图以它们的所谓社会科学的理论为工具,去解决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提法,其实是打算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为工具,去解决社会中的日益激烈的各种矛盾。

   在共党大于国、大于民、大于法的前提下,共党剔除了人文科学,代之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极权政权之所以邪恶的根源。看来,习近平不仅仍然走在这条路上,而且还恶狠狠地说出,“要敢于亮剑”的话。

   国民们该怎么办?是屈膝投降,还是下跪臣服?六十多年,中国人的苦难始终无法满足共党兽性贪婪的欲望。中国人生而为人,不是为了共党。而是同所有的人一样,是为自己而生,为自己去追求自由精神、自主意识,创造自己追求的幸福生活。

   传统的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了。每个人对新的一年,都抱有一个美好的希望。但是,假恶丑的共党永远与人民的真善美的希望敌对。为了自己、为了子孙后代的真善美的希望能够实现,该是人民对共党亮剑的时候了;该是全民革命、全民大起义、推翻共党的时候了。

   记得《明日歌》中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共党既然不仁,人民当然可以不义。这就是历来改朝换代的原因。其实理由很简单,毕竟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说了算。

   

    01-10-2014 完稿

(2014/01/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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