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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視野下的中港矛盾

作者: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2014-1-30
   

   
   1920年,毛主席在文章<「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裡寫道:
   
   「我們所主張歡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語。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省自治。 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 這才叫做『湘人自治』」。
   
   回歸後十七年,香港社會也逐漸浮現近似的本土意識。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議題,已變得更為迫切。去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 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
   
   中港磨合的問題根源,既來自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也與香港因長期扮演世界自由港角色,繼而衍生鮮明的本土意識有關。 
   
   由於一國兩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模式,故此參考世界其他中央-地方磨合的案例,例如美國與波多黎各、英國與北愛爾蘭、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印尼與亞齊等,會有助思考它的現況與前路。事實上在八十年代,曾有論者建議香港以波多黎各模式回歸。去年,菲律賓政府能與「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 歷史性地達成和平協議,在莫洛建立可能比次主權更進步的「國中國」/「亞國」,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當中的參考案例之一。
   
   國際案例,有三點可助釐清當前中港矛盾的現況、擴闊各方對前路的想像:一)香港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在世界其他地方均可找到先例比照 ,不宜將之簡化為港人面對中國崛起自卑情意結作崇的孤例;二)本土意識不是純粹的憑空建構,將其忽略、強調「顧全大局」與照顧國家利益,無助紓減中央-地方間的矛盾;三)本土意識可以包含世界、性格外向,比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
   
   

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

   
   
   按照已故前新華社部長黃文放的觀點,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理應同等重要,不可偏廢一方(見《黃文放論特區首長》頁116、117、120、122、135)。但有兩個因素,使這個脆弱的平衡不易維持:
   
   一)香港史專家曾銳生(Steve Tsang)在期刊論文 Maximum Flexibility, Rigid Framework: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 裡指,一國兩制基本上是回歸前中共對港政策「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延伸,以國家利益為先,因此一國兩制承諾不一定會兌現;回歸後香港可享有何種程度的「高度自治」,很視乎它會否損害中共的治國利益。
   
   事實上,早在回歸前,中共的對港政策已展現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解放中國後,中共因著外交、國防與經濟利益而沒有立刻收回香港,曾被蘇聯抨擊為「有新殖民主義的野心」。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隨即要求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以便他日收回,使香港名義上的「解殖」,遠比很多人想像來得早;這亦令香港的政治前途有異於同為英國殖民地、同在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上的直布羅陀──當西班牙在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要求英國歸還主權,直布羅陀便於1967年舉行公投,決定繼續由英國管治、否決回歸西班牙;兩年之後,更獲通過新憲法,建立自治政府。有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指出,推動國家統一,同時保留地方特色、繼續引進外資、方便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當初創建一國兩制的一大動機。
   
   國家其後的一些發展,包括八九後中國對「外國勢力」與「和平演變」的戒心大大增強、令其對港政策易於左傾,乃至近年國內群眾事件與日俱增、國家重心已由經濟增長轉移至政治維穩,均使本質上讓國家先行的一國兩制不利香港維持自由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況且,根據香港大學新近出版的基本法研究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Basic Law》,縱然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權力遠大於世界上其他地方政府(註:中央政策組委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做有關「香港涉外關係對國家貢獻」的研究報告,甚至指香港是「次國家」,見《人文香港 — 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頁92),但香港自主權的法律與憲制保護基礎卻不穩固,比不上如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地方政府。
   
   二)歷史經驗顯示,共產政權向來不易與地方多元共存。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曾有很多車臣知識份子對為弱勢社群打拼的共產黨人寄予厚望,憧憬新政權會為身處俄國邊陲的北高加索人帶來自主與自決權,但最後終歸失望,本地人的文化、信仰、經濟與語言均受擠壓與踐踏,為車臣與莫斯科埋下更多衝突種子。
   至於中國,嚴格來說一國兩制最先試行的地方,是西藏而非香港。1951年,北京與西藏達成17條協議,承諾西藏在新中國內仍能維持原來的宗教信仰、社會與政治制度,任何最終改革方案,需事先徵得達賴喇嘛的同意才可通過。當時西藏政策的主事人,也是鄧小平。但到了1956年,中國國內掀起大規模農村集體化運動與土改,西藏無法置身事外,最終釀成衝突、17條協議不能維持。80年代初,鄧小平對英國外相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正是參照當年西藏與北京的協議,這不免留下未來香港會否西藏化的隱憂。
   
   

香港本土意識:「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

   
   
   Tai-Kwan Au 在1984年寫成的博士論文 Possible Political Futures of Hong Kong 已預測 ,回歸後的香港存有「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Uncertain future conflict factor, 頁261)。因著鮮明的地方身份認同,香港社會對中國主導香港未來事務的抗拒,很容易會令港人本土意識更強、離心力更大,意味這個因素會否出現,關鍵在於客觀效果上已將中港差異制度化、中港區隔明確化的「一國兩制」能否落實。
   
   的確,八十年代香港革新會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調查顯示,九成三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港督尤德委託行政局成員以港府名義所做的民調,也有類似結果。九十年代南華早報的民調發現,當被問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應當不顧中共反對加快民主化?」,83%受訪者贊成,反對者只有12%。不過,這些民意在回歸進程上的影響力相當有限。1972年,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要求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時,便已暗示港人不會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有任何角色;而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中方阻止港督尤德在談判中使用港人代表的身份,拒絕承認港人對前途問題態度的民調結果的重要性。
   
   其實早於1980年,著名學者、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已著述指,港人有獨特、在政治與法律層面與中國大陸徑渭分明的身份認同。儘管港人在文化層面承認中國人的身份,王賡武認為港人的身份認同,仍然包含一些由香港的南來人口、教育與科技水平等條件所產生的獨特地方元素。去年,以評論深刻見稱的練乙錚更甚至認為,港人具備斯大林所論的四大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少數民族。
   
   回顧歷史,香港獨特性的建立,源於它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的自由港定位;「外國勢力」的一直存在,為香港「本土」添加了環球性格。剛開埠時,西班牙洋銀、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以及中國銅錢均為香港法定貨幣。19世紀末的書籍記載,香港鬧市「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香港亦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份子、共產國際、東南亞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基地。胡志明領導的越共,甚至成立於香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造就其經濟成就。時至今日,香港仍被評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本土」的環球性格,既孕育了全球最大的採購和物流公司利豐,亦可透過與南亞、 中東與非洲有緊密連繫、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化最佳例子」的重慶大廈充分體現。
   
   因此要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要務是認識與尊重香港的環球性格、避免因為過於擔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將一國兩制的詮釋偏向一國、加強操控,令其失卻原有保存「世界香港」的精神。
   
   但一國兩制先天傾向一國,而回歸後,亦一直不乏與原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圖像有所出入的例子,如近月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指,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法律位階次於中國憲法,其後觀點受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訪問學者質疑。港人愈來愈容易從小至街道生活文化、大至法制(如法治廉政)變異,感覺到資深記者程翔所講的「四化」(「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以及「本土」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故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下降、中港矛盾加劇、本土意識崛起,可謂歷史的自然發展結果,不算意外。
   
   

國際案例影照下的中港矛盾

   
   
   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歌(Francisco Franco)治下大量輸入外地人口、推行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份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重要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98年達成歷史性的 Good Friday 和平協議。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逐漸激進化。在1948 -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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