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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邵逸夫逝世,回望东南亞中的香港


本欄編者評語:其實歷史上的香港不但與文中只舉例的東南亞國家關係密切,香港和淪陷共產前的南越(1975年前)、北越(1955年前)都有緊密的貿易、文化等方面的關係。香港九龍尖沙嘴區有兩條街名叫河內道和海防道,不是僅用以漢字表面的“河之內”和“海之防”來解釋,便是一例。再之,“老港”人對越南米並不陌生。法治時期越南米經香港輸入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米量不少。現代的香港人只知道“越南難民”,而不知歷史上兩地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狀況!

   
   

作者: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2014-1-23
   
   
   
   早前邵逸夫逝世,香港學者沈旭輝有關邵氏電影的訪問引起爭議,但也無礙當中的一個結論:香港與南洋曾為一體。關於這點,筆者想起新加坡國立大學一份完成於2009年、題為<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65)>的博士論文。它對思考香港的本土性格與內涵,饒有趣味與意義。
   
   論文作者麥欣恩,是曾在新加坡留學的香港電影人,港產片<三條窄路>的劇本是其作品之一。這份論文透過五六十年代新加坡-香港的文化連結,來思考香港電影的本質。第一章導言,便簡要地概括雙城曾如何關係密切—<花樣年華>中,主角周慕雲(梁朝偉飾)與蘇麗珍發生私情後,周因感痛苦,離開香港去了新加坡當編輯;而畫面裡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與新加坡,「總給人一種非常相近,親屬似的聯繫感」。麥欣恩補充說:「在1950, 1960年代…… 文化人穿梭於星,港兩城, 並非只屬電影裡的故事風景」。
   
   論文指, 1950年以後, 香港與新加坡的文化環以及當中的香港電影故事,主要源自兩點:
   
   一.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格局,打開了香港在東南亞的電影市場;
   
   二. 香港得到來自新加坡的電影投資。
   
   1950年,港督葛量洪便向新加坡總督發一封題為<香港製造的中文電影>的電報,要求新加坡政府協助發行香港電影, 攜手防止共產意識在電影蔓延,最後成功為港爭取新馬市場。電報的其中一點如此寫道:
   
   「3. 目前,共產黨的勢力在本地的中文電影業界仍然非常穩固,假如擁有一個現代化的、相對高質素的、非左翼的、國語兼粵語的電影製作基地,將會得益不淺。假如你們(新加坡政府)能夠向貴境的電影發行商建議,為香港製作的中文電影提供一個全國性的發行網路,政府能夠放寬或修改香港電影入口的配額及限制,我有信心這些協助措施能夠達到香港與新加坡互利雙贏的局面。在共產黨欲要擴張勢力的電影工業實行這些措施,必定能夠幫助我們對抗共產主義的影響。另外,香港製作的電影不會跟左翼宣傳片混淆,這亦能為你們提供真正的娛樂,而很可能(在將來)有些電影會採取一條明確的反共路線。附帶一提,我認為在香港運作的電影工業是在上海以外最優秀的中文片廠。」 (麥欣恩譯)
   
   還有兩個因素令香港電影在五六十年代不得不依賴南洋市場: 一是1949年後長達二十二里的「中港邊界」,意味中港關係的隔絕;二是1950年代日本囊括香港、台灣、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與泰國為成員,推動建立東南亞制片人聯盟、舉辦「東南亞電影節」、以香港為出口日本電影到新馬的跳板,而背後的冷戰防共政治力量是重要的發展因素 (電影節現名為亞太影展, 剛在澳門舉行頒獎禮)。這都促使香港成為東南亞防共地域一員。
   
   至於香港得到來自新加坡的電影投資、雙城文化環得以形成,除了得力於冷戰地緣格局, 與香港有很多南來電影人才之外,星港人多來自廣東、同屬「站在國境之南遙望中華文化」、有著「邊緣視點」的海外華人也是重要原因。
   
   以電懋為例,老闆陸運濤來自另一英殖城市與受西方教育的新馬華人身份,既吸引在港的非左派影人(如著名編劇張愛玲)投奔門下,也方便他這個「境外人」在難民湧現、市民存有游離心態、正吸納各種新文化的香港,找到與「香港文化」對話的溝通點、進入群眾。1956年由香港主辦的的東南亞電影節,代表香港電影業界的大會主席一職,便是由陸運濤這個新加坡人擔任。值得一提的是,麥欣恩的論文沒有視邵氏兄弟為重點研究對象,原因是他們以發展「中國好萊塢」為理想,相對而言,其香港電影較缺乏這種南洋面向。
   
   麥欣恩撰寫論文的最大動機,是研究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如何協助剛與母體割裂的香港孕育本土意識,繼而影響香港電影的特質,理由是她不認同一些電影史文獻,將「香港電影」簡單看成「中國電影」內的支流,而非將之獨立研究;但又認為「民族電影」框架,無法確切地呈現該時期香港電影工業的「離散族裔電影」(diasporic cinema)特色。換句話說,麥欣恩的研究香港本土性格的方法,並非只聚焦城市本身,而是將香港置於區域視野中來探視。
   
   這其實不是新方法。正如麥欣恩在論文中提到,1997年,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視野》,便提出一個橫跨上海、廣東、東南亞、大阪與神戶的區域視野角度來閱讀香港,從而突出香港的「海洋」特性,以及「多民族」結構。因為以「海洋」為研究出發點,他更以「兄弟」、「夫妻」來形容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一度發達的海洋城市的相近特性,例如兩者都曾是「移民中途站」。
   
   事實上,香港大學在2006年出版的《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可進一步體現香港這種海洋性格、與東南亞的密切關係。書中指香港是東南亞華人的一個重要網絡中心,現住有大約三十至五十萬東南亞華人,當中記述的十位香港印尼華人,都是生長於印尼,然後移居中國大陸,七十年代以後再植根於香港。
   
   還有更多港人不大為意的香港-東南亞連結故事。例如,北角的春秧街,是以南洋富商敦春秧的名字命名。敦春秧生於福建,後來到印尼三寶瓏從事貿易而置富,其業務遍及廈門、香港、新加坡、上海、漢口、印尼與日本等地。累積財富後,郭在廈門錦祥路與北角春秧街投資房地產,亦大花金錢在北角填海造地,興建碼頭。後來世界經濟大蕭條,郭就從印尼轉移據點至香港與台灣。又例如,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敦李孝式街(Jalan Tun H.S.Lee),便是為紀念20世紀初生於香港、畢業於皇仁書院、後來移居馬來西亞經營錫礦、協助馬來亞立國、出任首任內閣財政部長的李考式。
   
   可是,在中港融合下,香港社會的指南針,慢慢地只餘下北方;香港昔日的海洋性格,正在逐漸褪色。借用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的說法,「香港人慢慢收窄了自己的視野……愈來愈少從一個區域的角度來看香港。」邵逸夫去世,不知會否喚回這種區域視野?
   
   
   
   (本文刪節版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
(2014/01/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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