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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之子,流氓丈夫

转帖者按语:毛贼东家笑话一箩筐,包括江青,张玉凤张玉梅姐妹,孟锦云,陈惠敏,毛远新,毛新宇,孔冬梅,都是。作者原文的开头还提到习家,但没证据,所以开头那段就不贴了。
   
   
   
   谈“领袖家风”:不孝之子,流氓丈夫

   
   
   毛泽东的后人、身边工作人员、极左拥趸们早已将“领袖家风”(或曰“伟人家风”)渲染得淋漓尽致,出了很多书,讲了很多奇闻怪事,写得颠三倒四,吹得神乎其神。毛诞120周年之际,又有一些人拿“领袖家风”说个没完。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少将——解放军首位70后将军(他的姑姑李讷、堂叔毛远新当年也都曾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军级干部)——继前几年宣称“毛家后人没有一个做官、经商,这是毛家的家风”之后,今年除了再次重申“毛家的人不经商、不赚钱,凭工资吃饭”之外,又高调宣布“低调做人、清廉是毛家家风”。进入商业财富500强的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女士在香港宣称她伟大的外公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按这两位“毛家家风”发言人的说法,有三十几座行宫、老婆回家见老公要提前打报告,老爷子这样的生活也叫普通人生活,斗大的字认不出两箩筐还到处题词、顺溜话说不出两句敢当十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孙子这样的作派也叫低调,少将不算官,500强不算经商赚钱,看来汉语词典是该烧掉重编了。
   
   毛家有什么“家风”呢?其实,跟薄熙来的“薄家家风”一样,“领袖家风”也是哪壸不开提哪壸。若真心为尊者讳,毛家后人、亲信本该知趣一些,由别人去说,自家人不要去碰这个话题。毛泽东一生标新立异,率性而为,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他对父亲不孝,对妻子不忠,对子女无情,对兄弟无义,对情妇无恩,对孙辈无爱,家庭观念淡薄,性道德低下,弄得家不象家,众叛亲离。说毛是斗争高手、权谋行家,自然不错,但说他齐家有道、治家有方,那真是贻笑大方。
   
   二
   
   毛泽东是中国的劫数,也是自家的尅星:尅父、尅妻、尅弟、尅子;与他有染的女人大都命运凄苦,或花年惨死,或残生孤苦,被冷落、被抛弃是她们共同的宿命;他家兄弟三人,两个弟弟被他亲手带上革命道路,不幸英年早逝,三兄弟一共结过十次婚,没有一个女人有过幸福的人生;他儿女成群,却几乎随生随弃,弃如敝屐,致使这一大群悲剧儿女大半早夭,身未夭者也是精神早夭,非疯即傻;他简直就不配做一个爷爷,赶走外孙,拒见嫡孙,至死不解何为含饴弄孙之乐。他的国家是一个悲剧,生活在他的家里也是悲剧,悲剧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而毛泽东是所有悲剧的主因。一个给他的人民和他的家人源源不断送去苦难与不幸的“伟人”,他有什么值得炫耀于世的“家风”呢?
   
   毛泽东一生共有五个家:湖南韶山冲的老家,在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长子、长兄;先后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任妻子所组成的家,在这三个家里,他的角色是丈夫、父亲;到了晚年,毛拒绝亲情、自成一家,朝夕相处者为张玉凤、汪东兴、李志绥、吴旭君、孟锦云、王海容、唐闻生等身边工作人员。在晚年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主席”,另一个可能的身份是情夫或性伴侣(关于毛和那些女孩子的丑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但除了李志绥大夫以外缺少其他当事人的印证)——但即使是情夫,也是象当“主席”一样当情夫。自从做“主席”进入角色、渐入佳境,毛泽东不仅在民众、同僚、下属面前是一副“主席”面孔,在情妇、朋友——如果他有朋友的话——面前也是一副“主席”面孔,在老婆、儿女、亲戚面前,仍然是一副“主席”面孔。
   
   按照毛泽东本人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个暴躁、易怒、刻薄、吝啬的守财奴,经常打骂孩子,他与父亲的关系糟糕透顶。儿子如此评价父亲,在儒家文化里极不平常,但事实上,毛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其子记恨数十年的恶行。如果说毛父不是一个好父亲,这首先是因为毛对父亲的要求太高,而对自己的要求又太低。十三岁时毛泽东当着满堂宾客的面与父亲争吵(无论有什么正当原因,十三岁的孩子当众与父亲斗嘴,说明毛泽东的性格素养、文明礼仪都很成问题),父亲命令他磕头认错,他则以跳水塘自杀相威胁。少年毛泽东几乎处处与父亲作对,他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方式,也不承认父亲给他娶下的媳妇。母亲死后,他在《祭母文》中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三纲依次为君臣、父子、夫妇),隐晦地将母亲因病去世归罪于无辜的父亲。一年后其父郁郁而终。
   
   延安时期,已经人到中年的毛泽东仍然对去世十多年的父亲恶语相加。他用“我越来越恨他”等出格言词表达其怨愤,并上纲上线将幼年对父亲的反叛自诩为“造反”生涯的起点和革命精神的源泉。将父子关系意识形态化,这是搞政治搞昏了头,已颇有丧心病狂之状了。给毛泽东做过俄语翻译的师哲也曾回忆说,毛、师二人曾交流过早年父子不睦和反抗父亲的经历,毛因而与师哲颇有共同语言,进而大表同情与信任,一度令十分精明的康生产生了错觉,以为师哲得毛宠信,不久即将高升。因为毛家父子不谐,毛泽东竟然将儿女反抗父亲视为革命者的政治正确(正如毛曾因自己爱吃辣椒、苦瓜而将这两种蔬菜纳入“革命菜谱”,有幸与毛共餐者大都亲耳聆听过“不吃辣椒不敢革命”的主席教诲),从此,在共产党的革命词典里,“孝子贤孙”竟成了一个带浓厚讥讽意味的贬义词。说毛泽东为子不孝,大概不算冤枉了他。
   
   在韶山的家里,毛泽东是大儿子,也是小丈夫。毛的第一个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元配罗氏。据毛泽东自己说,他从未与罗氏圆房,与罗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也就是说,20岁的农家少女罗氏实际上是遭遇了一场婚姻骗局:以媳妇名义被骗进了毛家的门,结果却变成了无偿劳动力。骗局的主要责任者固然是毛父毛贻昌,但16岁的新郎亦是骗局的同谋:毛泽东自诩其从小敢造父亲的反,却并未明确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顺从地与罗氏拜了天地、全了婚礼,并欣然接受罗氏为毛家提供的各种免费劳务,只是心不甘情不愿,不肯对罗氏负丈夫的责任而已。罗氏两年后死去,或多或少与其对婚姻的失望以至绝望有关。
   
   三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最具悲剧色彩。杨开慧出身于书香之家,是毛的恩师杨昌济教授之女。毛曾受过杨家的接济,亦曾寓居北京杨家,与杨开慧自由恋爱。杨昌济死后,19岁的杨开慧嫁给思想越来越激进的毛泽东。婚后不久,毛成为职业革命家,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杨开慧一连生下三个儿子,与毛聚少离多,但也曾随毛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革命浪漫主义生活”。1927年10月毛率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杨开慧母子四人寄居于长沙板仓娘家,从此毛一去不返,杨在毛离去五十天时收到过毛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直至阴阳两隔。杨开慧在贫困、孤苦和绝望中痴情等待,她将对毛的思念和怨恨写在纸上、藏进墙缝,留下了五千余字的手稿。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开慧手稿被修缮故居的人发现,此时杨毛二人皆已作古。杨开慧写道:“我真爱他呀”,“天天等”,“我简直要疯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但杨开慧手稿并未全文公开,因为杨开慧除了倾诉其对夫君的痛苦爱恋,也写下了许多对中共、农会和毛泽东个人品行的负面看法。尤其不可示人的是杨对毛“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的八字评语,此八字由李锐老先生披露出来,堪称对毛一生行状的精辟总结。
   
   在杨开慧对毛日思夜想、焦急等待之时,毛泽东又为杨开慧做了些什么呢?做了山大王的毛泽东早已有了新欢,把这母子四人忘到了九宵云外。毛一上山就看上了袁文才、王佐的干妹子,17岁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不久二人相恋同居,次年初夏请客喝酒,贺子珍公开做了毛的“押寨夫人”,杨开慧不明不白成了毛泽东的前妻。有一些毛左人士——如《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和“两个不能否定”的发明者李慎明——为了替毛掩饰,造谣说毛是误信杨开慧已经被捕牺牲才与杨断绝联络并与贺结婚,这是徒劳的诡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毛的二弟毛泽民均为中共干部,在此期间都曾与杨开慧有书信联系,说明通讯渠道仍然有效,不与杨联络是毛泽东主动而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故意冷落。毛本人在1929年11月写给李立三的信中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写此信时毛与贺子珍早已成婚且生了一女,但此信透露毛不仅知道杨开慧还活着,也知道他二弟与她仍有联系。杨开慧自毛走后一直住在板仓,毛所谓“不知通讯处”显为托辞。
   
   毛左们要为毛的重婚行为辩护,还不如实话实说。那时候,一夫一妻制尚未普及,中共革命要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又都很淡薄,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故多持性开放以至性放纵态度。家里已经有了老婆,进了根据地再娶一个,革命革到哪里,老婆换到哪里,在中共高干群体,本是不足为奇的寻常事。比如朱德,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上井冈山之前结过四次婚,一个死去,一个离婚改嫁后当了叛徒),朱毛井冈会师之后先是娶了25岁的女红军伍若兰,伍若兰因掩护朱德而被捕,尚在狱中受刑等死之际,朱德旋即又娶了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再比如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泽民在湖南老家有元配王淑兰,到上海做地下党时再娶钱希钧;毛泽覃有元配赵先桂,赵赴苏联后再娶周文楠,进苏区之后又娶了贺怡(贺子珍之妹)。后来在延安的“老革命”群体,再后来的“南下干部”群体,都曾经发生规模浩大的换妻运动,井冈山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在中共高层,只有周恩来一人是夫妻相守、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的。
   
   然而,毛泽东抛妻弃子的行为仍然非比寻常,其性质远比朱德和毛泽民、毛泽覃两兄弟停妻再娶恶劣得多。1930年朱毛红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三军团彭德怀挂帅,占领长沙达十日之久,其间从长沙监狱中解救了毛泽民、毛泽覃二人的妻子王淑兰和周文楠。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亲赴长沙郊外,与三年未见的杨开慧和三个幼子近在咫尺。令人不解的是,这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既不派人到板仓探访、接应杨开慧母子,又不通知其自行转移避险,不知是何居心?就后果而言,这等同于将杨开慧拱手送给了湖南军阀何键,作为报复红军的活靶子。投妻身饲猛虎,难道这就是“一代伟人”的伟大牺牲精神?以“伟人”的高智商,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攻打长沙之举将陷杨开慧于必死之地,何况不久前朱德之妻伍若兰已经被砍头示众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把杨开慧的生死放在心上。若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毛泽东见死不救的动机,他大概是觉得革命之家与其多一个怨妇,不如多一个烈士来得更痛快些。当杨开慧被枪决,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作,但毛所表达的并非李慎明所谓“何等的大爱、深爱”,那不过是做了亏心事、害怕鬼敲门的怯懦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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