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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李修武狱中家书》读后
   姜维平
   
   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腐败现象,但我认为最大的腐败,对社会危害程度最严重的是司法腐败,而重庆“唱红打黑”涉及的众多冤假错案,正是司法腐败的典型,它集中地云集在薄王当政的几年里,从刑侦到检察,从判刑到入狱,从司法到媒体,都展示了强势官员“徇私枉法一条龙”的狂妄野心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残忍的手段,仅就《李修武家书》所披露的冰山一角,使人们窥视到了司法领域的腐败程度,已达到不彻底纠正就将亡党亡国的可怕地步。但是,周永康和薄熙来为首的贪腐枉法集团,虽然已臭名远扬,但并未受到清算,不仅余党遍及全国,跟随者众多,而且它的主要成员黄奇帆,张轩,李剑铭,钱锋,刘克勤等重要成员,还任要职,一些得到过他们好处的人,还在以各种借口为其招魂翻案和鸣冤叫屈,由其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都没有平反,这是下一步廉政建设的主要障碍,目光如炬的政治家,应当把拨乱反正放到重庆工作的首位。


   
   回顾重庆几年前发生的故事,当“唱红打黑”如火如荼之时,山城已不像中央集权下的直辖市,而更像一个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重庆日报》刊文自称是“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领跑”九州,全国的许多著名的活动以至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会议都跑到山城召开,这座抗战时的“陪都”因为薄王的乱法和谎言而成了空前聚焦媒体的“大舞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帮闲文人”络绎不绝,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年会”,都在2011年9月17日至19日,跑到重庆去开,原本在海外创办一些非常有名的报刊也去跟风,全球50个国家,400名媒体老板相聚捧场,美国的《纽约时报》,CNN等也成了拍马屁的“领跑者”,总之,海内外與论一片令人肉麻的叫好声,原因何在?简言之:腐败,因为这些人拿到了程度不同的好处,至少是混吃混喝,当然,文人次之,首先是司法领域的腐败。
   
   当时曾参与“黑打”的公检法的人,很多是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起码也是学士学位,像重庆高院院长钱锋还是拥有10年政法记者的精英,其经历类似于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他们即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难道一点也看不懂薄王的违法之处吗?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间屋子只有100平米,里边有100张桌子,他们信了;又说有1万张桌子,他们不仅相信了,而且一片阿谀奉承的赞美,没有理会屋子的最大容量,这一比喻是对“640个黑社会”的最简单而形象的揭示,中国的重庆再“黑”,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黑社会”,为了取悦于强势领导人,大家都在赞美皇帝的“新衣”,薄王就是用如此低级的智商,忽悠了成千上万的人,让我直白地点出其中的秘诀吧:司法腐败是“唱红打黑”的经济动力。
   
   2008年,薄熙来把辽宁小城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调到重庆,就是为其政变培植地方武装的,而“唱红打黑”是为了抢钱买官和排斥异己的“前奏曲”,众多的民企老板成了牺牲品,而砸烂公检法,成立270多个专案组,把法院当成了摆档的前提条件是,先让参与“黑打”的人升官发财,从李修武,曾智强案等披露的信息看,很多人在“黑打”过程中都借机抢钱,这正是他们紧跟薄熙来的原动力,也是至今数以亿计的民企钱财并未全部进入国库的原因,所以,这次酷似文革的劫难与1966年文革有所不同,每个参与的人,从一开始就应当知道这是徇私枉法,但因为个人有好处而瞒着良心肆意枉为。
   
   所以,270个专案组就是数以百计的违背司法程序的“抢钱”小分队,即使级别最低的小警察抢不到大钱,也可以混吃混喝,他们在“抢钱司令”王立军的带领下,选择了“铁山坪”等众多的农家乐和度假村,作为刑讯逼供的场所,这里当时关押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单一个忠县就有46个追逃小组,这不是我编造的数子,重庆人可以到图书馆去查阅官方的报道,而如今网上都没有了,官方心虚,删除了丢脸的文字,不等于历史上没发生过“大事件”。为什么使用“度假村”和“农家乐”,而不用看守所,究其原因,一是抓捕的人太多,看守所人满为患;二是它地点隐蔽,便于枉法追诉,指鹿为马;二是设备齐全,环境优越,便于办案人吃喝玩乐。这正是司法腐败造成的严重恶果,而贪腐的总根子是周永康独掌政法委大权,他们多年来把“维稳”整人当成了最大的生意,使国家虚构了数千万的敌人,极化了社会矛盾,耗费了民脂民膏,使“击鼓传花”的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
   
   细数重庆以前包装虚构的黑社会和“黑老大”,从黎强到李俊,从陈明亮到彭治民,没有一个不是有钱的富翁,有的资产数千万,有的资产数亿元,都一瞬间化为烟云。薄熙来抓生产,搞经济没本事,但徇私枉法是内行,而且来钱最快,只要罗列了原罪,签一张刑拘证,抓了人质,就立刻可以勒索钱财,而且还骗取一个好名声:为老百姓“打黑除恶”。就公检法的公务员来说,听到要办有钱人案子,立即精神百倍,即使有的没参加专案组也高兴,因为批捕,判刑,劳改,劳教的人越多,求他们办事,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行贿的人就越多,里外上下都是钱,所以,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打黑运动”搭建了一个“大案板”,把肥猪般的富翁强力地按在上面,薄熙来手举红色的“杀猪刀”剪彩,旁边围满了公检法的红眼者,每人手里都拿着小刀,都想从富豪身上割下一片肉,薄王把“猪纣子”,“排骨”等好肉切走,剩下的由下级分享聚餐,总之,“唱红打黑”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司法贪腐的兽性,极大地破坏了法制和程序,某些方面为十年文革所不及,所望其项背。
   
   这方面的事例尽管被重庆官方掩盖,但有一些读者还是知道了,记得中新网2011年12月14日报道,有一个人叫王某的人,被挖出了32年前的贩卖妇女的罪行,媒体做为“打黑”的成绩大肆宣传,我查了一下,原来他最早在重庆,曾引荐和介绍17个农妇到外地打工和嫁人,收了450至500不等的费用,就成了“人口贩子”,但真正的原因是,他现在已是在外地发展的大老板,有亿万资产,我看出了门道:王立军的弟兄们之所以不顾国家法律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挖地三尺,就是为了一个字:“钱”。如果说,这是官媒透露的故事,不一定有说服力,那么,彭治民案的二告,原重庆华宇广告公司的老板曾智强的亲身经历,更有说服力,我与曾的母亲彭佩瑶等亲友有过恳谈,据说,2010年6月21日,曾智强是由专案组人员从成都抓捕用汽车拉回重庆的,途中汽车要加油,公安局“091”的人强令他以自己的信用卡结账,而开具的发票并没给他,其实,他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给了发票也没有,单这一件小事就说明司法腐败是多么严重。毫无疑问,参与抢钱的公检法司很拥护薄熙来,王立军,因为这给他们送来了锦绣“钱”程。请问,重庆2007年12月以前,从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到汪洋,有哪个地方领导人敢于这么干?而这一切的司法贪腐的恶行,薄熙来在大连干了十多年,从金县到宣传部,从副市长都市委书记,凡是紧跟他徇私枉法的,哪一个没发家致富?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车辉)就贪污受贿数千万,所以,至今怀念他的势力小人很多,他们得到了物质利益,心里能不感激薄熙来?
   
   有媒体披露说,王立军身边的秘书揭发市公安局的食堂非常奢侈,每顿用餐都华美可口,而不用个人掏腰包,我更相信是像征性地出点小钱,超支部分由他人赞助,因为他抓住了人性贪财占便宜的弱点,先是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用司法腐败拉拢他们,再利用专政的工具去抓人整人,即用软硬两手逼迫或诱惑他们跟随薄熙来冲锋陷阵,薄书记要的是中南海的最高权力,下面的“马屁精”要的是蝇头小利。这就是为什么王立军搞了奖励民警的“英烈基金会”,民警程明“打黑”累死了,不仅成了烈士,家属还得到了抚恤金100万。其实,国家通过税收已经拿走了钱款,养活了公检法,何来再赞助?王立军不过是把司法腐败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已。
   
   所以,薄熙来和王立军不断扩充重庆警察,在全国第一个把“装甲车”开到闹市区,第一个下令制作高档警服,第一个成立“女子骑警队”,第一个设计“红雨衣”,第一个成立“国宾护卫队”,第一个把退休下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成“国宾”来招摇过市,第一个云集西南几省的许多政法干部去山城开会,向薄熙来效忠,等等,这一切的费用都来自司法腐败,也最终是为了薄熙来篡权谋利。总之,薄熙来与周永康暗渡陈仓,用司法腐败,腐蚀了干部队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颠覆了公检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使地方的公安,国安堕落成内斗整人的私人工具,制造了“一坨屎”等大量冤假错案,搞乱了大连和重庆,差一点搞乱了中国。
   
   笔者积18年党报记者之经历,又饱尝5年多薄熙来制造的“文字狱”之苦,深知司法腐败的危害性,它是中国人民身上最大的毒瘤,必须切割。我对薄王在重庆的徇私枉法罪行恨之入骨,不平反寝食难安。如果不是切身体会,我真的不会相信薄熙来利用人性弱点,大搞司法腐败的一些细节,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其实,中国并不乱,大多数老百姓对政府是比较满意的,即使不满也是想要“更上一层楼”,就是因为有了周永康和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虚构,夸大和编造敌对势力,有意制造社会矛盾,企图篡权上位,才使国家动荡,民怨沸腾的,他们为了钱财而挑拨内斗,再用危局去要挟上级,要人力,财力,物力,安排亲友党羽,搞得重庆鸡飞狗跳的,连公安局长都夜奔了。如果没有“唱红打黑”,重庆民众安居乐业,何来山城如今的困局?所以,借薄熙来,周永康事件所要抓捕的不仅是一群“大老虎”,而是要根治中国的司法腐败。
   
   2014年1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万维网2014年1月7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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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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