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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對賀龍沒有把握,因為他有自己的部隊。但是我對他很好,他也感受到這點。我怎樣善待他呢?我待他真誠、坦率,我認為他不是共產黨員。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會議上報告說:「從武漢決定制裁共產黨以後,武漢的共產黨徒全到四軍、十一軍、二十軍去了。張總指揮因為中央擴大會議決定並命令保證共產黨員的生命安全,也無法拒之門外。及至他們到四軍、十一軍、二十軍工作,張總指揮又以為他們是幫助國民革命,所以優容他們。」那麼,是不是那時有許多共產黨員加入第二方面軍?是否因為我相信他們會有助於國民革命所以歡迎他們加入?共產黨員都害怕「四•一二」事變在武漢重演,他們害怕唐生智會殺害他們。那時唐生智槍斃了一名旅長。我說了很多次:我不會殺共產黨員。那時高級共產黨員都去了第二方面軍司令部駐地——九江。
   共產黨員滲入我的部隊的下屬單位嗎?沒有。如果共產黨員是軍人,他們自然會加入教導團。我估計數量不多,因為教導團團長楊樹松不是共產黨員。
   中共機要刊物《中央通訊》第十三期登載了南昌暴動失敗後,張國燾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給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封信,其中談到:「當武漢唐生智、汪精衛政府日趨反動時,彼時我黨與張發奎關係尚好,事實上我們曾將農民的槍枝送給他,並答應給他種種的幫助。」有這事嗎?絕無此事!他們沒有給我一枝槍。你必須記住這一事實:唐生智與我組成了在武漢駐紮的兩支主力部隊。至於漢陽兵工廠生產的軍火,唐生智和我所獲相同,我分配到的確實不少於他。此外,武漢政府寄希望於我們第二方面軍,因為他們認為唐生智靠不住,而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汪精衛的。如果說,我發槍給共產黨員,那是因為部隊中有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用不同的方法協助我嗎?無可置疑,他們幫助了我,因為他們工作勤奮。共產黨的政工人員無疑是認真負責、表現良好的。在他們的宣傳中,僅僅誇獎我的部隊。據我所知,他們從來不宣傳共產主義。張國燾這封信還談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加侖將軍報告,他已會見張發奎,張同意將二十軍集中準備進攻,十一軍集合於南昌,第四軍沿著南潯鐵路集合,此三個軍不能再向東行進。加侖建議:倘若張發奎同意返回廣東且不強迫葉挺以及其他軍官退出共產黨,中共將同張部一起回返廣東。加侖所說的二十六日漢口會面細節是否屬實?我也許見過加侖,至於他說關於返粵的事情我記不起了。鄧演達是唯一建議我帶部隊回廣東的人。
   據張國燾《我的回憶》所述,我想回到廣東去,是嗎?不。有任何下屬鼓吹返粵一事嗎?沒有。#5為什麼二十七日李濟深等人警告我,反對我南返?也許他們獲悉了鄧演達的陰謀,也許他們誤以為我想南返。
   原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在香港《春秋》雜誌撰文說,李濟深派了他的參謀長王應榆帶信來看我,信中說,如果我對廣東有任何意見,可以同他討論,但我絕不可率部返粵,是嗎?是的,我見了王應榆,他是我在廣東陸軍小學的同學,可是我想不起他講過有關回粵的事。
   我是怎樣得知賀龍擅自率部回南昌的消息?那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6七月二十九日我同汪精衛一起到達九江。是否因為我不敢獨自去九江,就請求中央派人向我部下訓話,提醒他們:內部紛爭會導致分裂?笑話!說我不敢獨自去九江,是荒謬的。然而,也很可能是我要汪精衛去向我的部屬解釋他的政策。我已經通知在廬山召開第二方面軍師級以上軍官會議,討論讓共產黨員和平離開我部的程序。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張太雷在中共南方局省委聯席會議上報告說:「張國燾不主張在南昌起事,是因為他對張發奎有許多幻想。就是臨走的前夜也與張發奎作了很長的談話,而且還說有希望」,那麼您到九江後,張國燾有沒有同您長談呢?沒有,我記得那時並不認識張國燾(按: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張國燾在香港親口對夏蓮瑛女士說,他僅見過張發奎一次,是在武漢的一個大型集會上,但未交談)。
   那次廬山會議,葉挺、賀龍、蔡廷鍇沒有出席,因此會沒開成。不過,我並不認為共產黨會發動叛亂,以致於沒有先下手逮捕他們,若要逮捕他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我是不是打電報給葉挺與賀龍告知八月一日我會抵達南昌?那是可能的,因為他們沒去九江(按:廬山離九江僅十多公里)。
   那時我的部隊在哪裡?葉挺的二十四師與蔡廷鍇的第十師在南昌地區,十一軍向南昌地區集結尚未完成,朱暉日第十一軍的指揮部設在馬迴嶺,二十六師駐在馬迴嶺地區;二十軍與第四軍的第十二、二十五師在九江與德安之間;富雙英的二十一師在長江北岸,正對著九江。集結軍隊是一件複雜的事,我們必須為士兵尋找營房。
   我想,共產黨害怕我們會鎮壓他們。他們誤以為,我和朱培德的部隊將會在南昌包圍他們。這就是七月三十一日午夜至八月一日淩晨他們在南昌發動暴亂的原因。#7
   我是在廬山聽到這一消息的。我在十一軍聽說蔡廷鍇與葉挺賀龍合作,感到非常失望。我怎麼也想不到蔡廷鍇會同葉、賀沆瀣一氣。他的部下有沒有抵制呢?葉挺賀龍一開始就不得不乞靈於暴力。#8
   誰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當然是葉挺。他在共產黨內擁有很高的地位,並且指揮正規部隊。然而,如果沒有賀龍與蔡廷鍇,他不會具備足夠的力量發難;如果他單獨採取行動,他一定會失敗的。我認為,葉挺不能掌控他的二十四師。如果在後方,他的部下會迫使他離開。南昌暴動被稱為「賀葉暴動」絕非偶然。你應該記得,賀龍當過土匪,出於私利而入草。暴動開始後,他才加入共產黨。(按:賀龍是在會昌戰役後,到瑞金一所小學內由周恩來監誓加入中共的。)
   葉挺扣押了二十四師七十一團團長歐震與七十團團長古勳銘,一路往廣東撤退途中,這兩位團長都處於拘禁狀態。葉挺有權殺死歐、古二人,但出於同情心,他沒有下手。
   我心中極為憂慮,乃開始制訂敉平暴動的計劃,一旦暴亂發生,那就絕無和解的希望。此後我一直牢記,要掌控兵權。共產黨必然會戰鬥到底,我必須粉碎他們。
   我立刻趕到德安,去巡視前線,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團駐紮在那裡,我信任該部的忠誠。我必須視察部隊,保持信心。我什麼也不怕,畢竟是我把周士第提拔到七十三團團長的位置上的。
   我建議保羅、涅吉丁和另一位俄顧問同我一起去德安觀察形勢,他們同意了。他們對南昌暴動有什麼反應?他們也感到非常驚奇。當然,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故作驚詫。
   我和這三位俄顧問、幾位軍官同事以及翻譯員們坐上了一部守車,由機車驅動開往德安,當我們停在馬迴嶺時,朱暉日與李漢魂在車站迎候。在我準備下車、他倆想上車之際,我聽到兩聲奇怪的槍響。顯然,至少有一個共產黨已經劫持了機車,強迫司機開車。我身邊只有十名衛兵,於是我跳車了,部份衛士也跟著跳車。#9我把馬迴嶺交給朱暉日,返回九江。俄顧問和其他官兵來不及跳車,乃去了德安。
   那天我步行踏著南潯鐵路一條一條枕木踅回九江。回到九江後,我召集了師長和師政治部主任以上軍官開會,向他們解釋中央的分共命令以及我已制定的對付共黨暴亂的方案。我要求他們回到各自的部隊,命令所有的共產黨員到九江來。
   我解散了第二方面軍政治部。郭沫若和我談了一次話。我對他說:共產黨人對我們不好,但我們從來未曾虧待過他們。他們必須從我部撤離。郭也承認:南昌的共產黨對我好話說盡,壞事作絕。他要求我讓他去南昌勸說共產黨停止這一場殺戮。雖然我知道事態已經無可挽回,但還是安排他乘坐一輛守車前往南昌。
   共產黨員都集中到九江,我說:願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願去南昌的將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們願意去的地方。他們會獲發路費,我們分共並不意味著暴力,是指共產黨員要退出政府與軍隊。我坦率要求他們,當我準備攻擊南昌時,走到一邊去。唐生智亂殺共產黨人,我不能這樣幹,我甚至沒有抓過共產黨。為什麼?因為叛亂是在南昌的那些人製造的,其他人不能為此承受罪責,縱然設若他們接受高層指令後同樣也會掀起暴亂無惡不作。此外,我從來不相信屠殺能解決問題。
   許多政工人員站了出來,這證明他們是共產黨。有多少?二十多個。我給他們發了路費,廖乾五就是其中之一。廣東惠陽人、留德法學博士廖尚果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廣州接替他任第四軍政治部主任。政工人員中沒有一個逃跑的。
   只有少量軍人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問題是我們無法保證所有的中共秘密黨員都已退出部隊,他們的額頭畢竟沒有刺字,我們防不勝防。譬如,葉劍英沒有離開黃琪翔的第四軍,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共產黨。
   一些中下級軍官跑了,例如十二師有個營長獨自逃跑了。共產黨可能指示他帶著隊伍一起走,但他覺得控制不了眾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去了南昌。
   我為郭沫若送行,同他一起乘坐守車離開的有二十個人——廖乾五、徐名鴻、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處長們等等。徐名鴻是陳銘樞的追隨者,他從未承認過自己是共產黨員。
   局外人目睹這一局面,猜測我會逮捕共產黨人。但正如我常說,我從不逮捕共產黨員個人。那也許是我至今如此堅定反共的原因。
   我猜忖,朱德、葉挺、賀龍那一夥人在暴動翌日召開的革命委員會常委會上建議利用我的名義欺世惑眾#10他們仍然稱我為總指揮。他們都很了解我,特別是葉挺。回想起來,我相信,因為我信任共產黨,加侖等俄顧問以及中共黨員都在我身上寄託了很大的希望。共產黨希望利用我的名義去團結民眾,消除他們的疑慮,減輕他們的痛苦。民眾很清楚,我張發奎不是共產黨。那時他們最害怕「共產共妻」這樣的口號。
   共產黨以為,如果我同意入夥,我的第二方面軍會回到他們所稱的革命策源地——廣東。我的部隊可以對付來自南京或武漢的攻擊。他們想不到南京與武漢會聯合起來剿共,因為他們估不到蔣先生會下野。
   張國燾一再鼓吹,要為張發奎「黃袍加身」那麼我有否分別收到葉挺和賀龍的電報,歡迎我去南昌呢?我不記得在南昌暴動後從共產黨那兒收到過任何訊息。
   涅吉丁等俄顧問與他們的翻譯在我的司令部出現了。他們告訴我,火車到德安後,他們被押送到周士第的司令部,周部士兵剝掉了他們的衣褲,宣佈他們不受歡迎;我的衛兵有些被繳械逮捕,有些從橋上跳下河去逃走。
   俄顧問與他們的翻譯穿著襯衣襯褲,在漸漸變冷的天氣下,顯得很可憐。他們說,中國共產黨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是共產黨員,德安的士兵們也是在共產黨員周士第領導之下的,可是他們竟被後者擄掠一番又驅趕回來。倘若中共中央或共產國際指示他們去南昌,他們絕不會在德安被擄掠一空。在我的司令部再次見到這些俄國人,我真是一臉惶惑。周士第當營長時對我很擁戴,一見我便立正舉手必恭必敬。誰知今日翻雲覆雨,竟這般厲害,露出猙獰面目,真是我有眼不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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