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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4)


   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4)
   
   文/潘晴
   

   
   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论托克维尔定律
   
   ——米什莱说“什么是大革命?就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此时,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巴黎圣母院的庄严圣歌,只不过,已经没有上帝在天国俯瞰,“永恒正义”的标准,是由人来书写的。【1】
   
   中共十八大之后,帝国的新统治者们即有计划地开始了一场中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反腐运动。而操刀这场运动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却在上任不久后向党国的官员和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不久前在中纪委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条消息不胫而走后,此书一时“洛阳纸贵”,迅速脱销。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发表文章称: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 ……
   
   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另有什么原因?托克维尔的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引起了中共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如果你在Google.上输入: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条目时,大约可以找到 856,000 条结果 ,我们来看一看,托克维尔写了些什么?
   
   这本书内容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多读几遍才行……
   
   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对法国大革命一般的历史叙述,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在托克维尔看来,至少有两条原因彰显了法国革命的价值:第一,法国革命使得在法国,平等的思想演变为现实,即便自由权利并未扩大,但是每个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法国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他充分评价甚至预言了法国革命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
   
   在托克维尔身后,法国革命开启的革命浪潮席卷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添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于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释,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话题最为深刻、客观的思考以及所有讨论的起点。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的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2】
   
   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目的何在?
   
   早就听闻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笔者几年前还专门找来看过。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这本闻名。如果不是这几年中国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中共高层与权贵阶层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世人关注。由于中国至今仍然是由高层来决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层的喜好,包括他们最近爱读什么书,都会成为人们猜测中共政治动向的风向标。
   托克维尔的观点是(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从而发生革命。
   这个吊诡现象是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不少人在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都可以会心的感受到“托克维尔定律”在当下中国的验证:“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王歧山推荐此书,当然有他的用意。对知识界人士和社会精英,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的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戒中共领导人,别以为改革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弄不好即会“洪水滔天”。所谓“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说法,其实用心险恶,散布这种观点,无非就是要让共产党下台。
   中共七名新科常委当中,王歧山是学历史的,他关注于这条托克维尔定律,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思考。所谓不走“邪路”、不回“老路”的说法,实际上是拒绝变革的一种宣示,表明了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政治走向。
   王歧山倒也不是“危言耸听”,他确实是看到了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相似性,因而对执政当局提出警告,他推荐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
   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当今的中国,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农民拥有土地,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大家回头看看中国现在的经济热点,与1789年前的法国何其相似。当时的法国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
   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谘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网络民意调查”,“微博问政”,“领导人关注互联网”。与法国统治者不同的是:中共当局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是接受公众舆论反映的民意,而是妄图封杀二十一世纪已无法消灭的网络空间。
   中共畏惧大革命是对人民欠下的历史债务太沉重,而又拒绝偿还,连分期偿还的意愿都没有。如今的中国,民怨四起,危机重重,党国的权贵们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烤火,依仗着盘剥人民的血汗来支撑天量的维稳经费开支,廉政改革已成空话。习近平上台后不到一年,已经从最初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刮反腐风暴之势,变成了静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而最新出台的经济政策,无非是进一步让渡主权的“金融特区”,维持GDP增长的手段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盖楼以带动投资。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的是:中共有关土地流转政策(土地私有化)究竟如何出台?如果这是中共最后的看家本钱的话,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面临黔驴技穷之势。
   尽管中共权贵集团和依附这个体制图利的中产阶级,普遍的畏惧暴力革命的发生,但他们对此已经没有自信。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而且矛头直对官府和富人,各类群体事件中的部分参与者打砸抢烧越来越多,一旦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权,虽然目前仍拥有的“国家的镇压能力”,还可以暂时地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归根到底是“仇共”的社会对立情绪中,没有人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98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3】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曾经这样宣布过,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从此历史学界不再将法国革命史作为研究的中心了。但历史常常出人意料地以某种形式重演,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又开始关心和讨论起有关“革命”的话题了,革命再次成为了一个国家对未来命运的选择。
   对于当代人类社会而言,1789年的法国革命,才真正使革命成为了现代概念。1789年7月14日,当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着“旧制度”的巴士底监狱时,国王路易十六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勃然大怒:这难道不是一场暴乱吗!他的待臣回答说:不,陛下,那是一场革命。这样,“革命”一词在法语中从具有意指地球转动的天文学术语而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性概念,指代着从君主专制制度向自由制度的政治转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变革。从此,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进入了现代世界,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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