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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3)

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3)
   
   文/潘晴
   
   五、革命往往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视角,纵观历史的经验来看待当下的中国,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或是崩溃,其实并非是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必然选择。在中共“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中,中国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实行宪政,走向民主。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度出部分公民权力,实行法治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当政者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中共政权或许能像台湾威权社会的和平转型那样,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中,保持住其实质上的历史连续性——转向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然而,究竟是帝国的运气太坏?还是一个专制王朝必然的宿命?中国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没有出现奇迹。毛死后,邓小平登上了红朝权力的顶峰,中共政权开始了寡头执掌朝纲的时代。垂帘听政的邓二世,不仅仅是帝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还是红朝权力中枢真正的决策人物。在这位“总设计师”的阴影下,中共看似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新时代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红朝一时“船未坚、炮未利,不得不求助于“黑猫、白猫、港猫、台猫、洋猫”的资本主义,毛时代的“马列主义原教旨”皆成电光泡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未能让共产党人踌躇满志几天,即以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告终。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使得红朝上下对“共产主义”饱满的希望,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海水。
   
   文革后,红朝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中共当局陡然一变,上下同心,痛定思痛,朝着人类普世价值转向,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更有可能驶入当今世界文明的港湾。可惜的是,在中共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个曾经出现的历史机遇。帝国寡头们,虽然把“改革开放”,当做拯救中共这艘“红色巨轮”的救命稻草。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救党保权,不得不暂时地“韬光养晦”。红朝上上下下的官吏们,虽然个个高唱改革,其实是真戏假作,愚弄人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贪污索贿、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和内外勾结,迅速地拉开了红朝制度性腐败的大幕。因此,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中共当局未能激使自身变成有效力的民主和法治化的政府,将老大帝国一蹴成为和平转型的“宪政国家”。结果,中共高层在他们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时候,却让中国人民心中对此充满了失望和愤懑。
   
   其实,在不改变这样一个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党内改革派们再多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曾几何时,胡耀邦、赵紫阳等维新派人士积极主张:党政分家,将国家导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一直强烈呼吁政治改革(党政=党国,分开=党是党,国是国,因此,触动了党国的根本利益)。但变法维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胡耀邦、赵紫阳,徒有党国第一把手的虚名,实质上只是粉饰帝国门面的维新大臣,仅凭救党、救国的“新思维”,就想与老迈而阴奸的邓小平和“八老干政”较劲,并未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如果人们能够洞察这个政权的本质,就知道“六四”大屠杀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镇压是一个独裁政权必然的选择。“六四”大屠杀宣告了红朝中那些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在一个专制中国实行政治改良的失败。历史悲哀地划下了一个百年的轮回,只是当年的“戊戌变法”杀的是变法维新的“六君子”,而一百年后,屠杀的却是祖国明天的希望——那些真心热爱中国的青年。黄昏中,赵紫阳广场洒泪挥别“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同学们,未来是你们……”的画面已成历史定格,留下的只是改革者末路的无奈与凄凉。天安门学子们热血喷流的汩汩声中,坦克和机枪奏响的轰鸣曲,象征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希望的破灭,和预示了中国未来血色殷虹的命运。
   
   眼看“六四”就到了第二十五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的屠夫咒语也早已过期。遥看中国,真实的景观迎面扑来。党争与权斗,民怨与维稳,镇压与反抗,掠夺与民生,发展与出路,革命与改良,变革与希望,无不交织着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对百年宪政梦想的追求与期盼。诺大的一个中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早已像一座岩浆汹涌、欲待喷发的火山。而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取暖的那份麻木,和中南海对时局演变的失控与慌乱,概不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来临。
   
   虽然中国面临大变革来临的巨大压力,但中共这个政权会主动变革吗?如果不管天变,地变,民变,官变,中共就是不变。人们又该如何抉择呢?历史告诉我们,未来不外乎是两条路,中共主动改革或迎来革命。而笔者认为:变革,相对于改革或者革命来说,本应该是中国一个更恰当的选择。顾名思义,革即除旧,变即创新。光改不行,改需要来自统治者的自觉。所谓改革,无庸讳言,就是挥刀自宫,真正的改革者要有为苍生念,为国家计的治世品质,更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而今日中共寡头要员中,哪一个有此之心,有此之志?今日中国之改革,实在是比革命还要难!而变就不同了,变是指社会内部外部自发的变化,特别是整个社会压力的释放。是由不得当权者的。革命,则是被逼到了极端,顾名思义,是和人命联系在一块,要流血的。自古只有“逼上梁山”,没有谁吃饱了饭就造反的,革命从来就是被逼出来的。故聪明如温家宝者,说出了实话,保名乎?保命乎!此公已经看到,大变革的来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因果、形势使然。不论它以什么样地面目出现,以和平的方式,还是流血的代价,这将完全取决于中共自身的选择,和因果法则的历史规律。
   
   但历史的悲哀在于,中共是注定要被历史埋葬的,中国人也注定了:要么成为一个独裁政权的殉葬品,要么在革命的浪潮中迎来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未来。在改革已死,民生维艰,官权暴虐,民怨沸腾的当下中国,人心浮动,社会动荡,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的思潮隐隐涌现。近几年来,国内各大学府中的精英们蔓及各地,举办讲座,开辟论坛,针砭时弊,宣讲革命。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者们纷纷深入城乡,协助市民和农民维权。在每年近二十万起的群体事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当官方为了维稳,拼命压制和封锁消息之时,这些活跃的人权义工,却将事件的真相透过互联网,发往全国,传遍世界。此情此景,恰似辛亥革命之前,国情民心的百年轮回。在当局堵塞了所有的民意合法申述的管道,拒绝了所有要求变革的社会愿望时,这些遍及全国的民间抗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来临的前奏。革命思潮,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这不是人为可以止息的,当局的压迫只会使人民革命的意愿越来越强!
   
   日前,已有国内的革命志士发出了“北伐”呐喊:
   
   余等将集众民之力,北上伐贼!蓝天不见,碧水不见,人心不见!
   食有毒,穿有毒,住不实!民之后代何能存矣!
   今高举国父旗帜:民主、民权、民生!北上伐贼!
   以吾等之热血,铸吾等后代之民生!
   北上!伐贼!
   
   海外则有“革命党”遥相呼应,发出《民主革命檄文》:
   
   檄文呼吁:“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
   
   檄文指出:“当今中国“天怒人怨,天下苦共久矣。中共统治集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族被压迫人民之公敌。”
   檄文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共担天下道义,并肩奋斗,救亡图存,在此宣誓吊民伐罪,共讨国贼。”
   
   檄文宣告:“民主革命的洪流,一旦发动,必将以冲天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一切反自由、反民主、反人类之污泥浊水,创建自由、民主、法治和均富的新社会。”
   
   这表明,海内、海外正在汇聚着一股革命的风潮,而且会越来越快的蔓延开来……
   
   当年,满清王公载泽面对革命思潮时曾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一语道破了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一文中也指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他还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
   
   胡德平的讲话意在警示中共:“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而中共的新任常委王岐山,也特别向党内的高级官员们,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用意不说自明。对此,人们不难发现:革命的危机意识,和预感革命来临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体制内外的共同话语。王岐山是想提醒中共吸取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教训,防范革命的发生。而胡德平明着是警告当局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实际是警告当局如不改革就会有“大革命”再发生。
   
   不过帝国寡头们,特别是新君习近平,仍虚火十足的以“三个自信”给自己壮胆,以“中国梦”维持着党国在“火山口上烤火”的那份麻木。却不知坐待和拒绝变革,等来的只有革命。虽然中共的御用政治裱糊匠和油漆工们为帝国拼命涂抹新的油彩,但在残阳如血的红朝统治下,中国人已不再甘于忍受奴役了。就在中南海新贵们磨刀霍霍、呲牙咧嘴的对人民“亮剑”之际,人们已不难想到,一旦革命的枪声脆然响起,60多年的血色党旗,必将在亿万国人的唾弃之中应声而落……
   
   历史的吊诡是:其实,革命并不是革命家们所变的戏法,说声“革命啦”即会从天而降。而独裁者们愚蠢的是,对历史的经验视而不见,以为只要严酷镇压,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表明:革命恰恰是统治者们逼出来的。而这种被逼迫出来的革命,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发生方式,也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动荡规模。
   
   历史的悲剧是:革命目标,原本是可以用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来实现的。在所谓“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中共领导人的保守僵化,以及中共大家族权贵集团的贪婪和反动,加上新君习近平的脑残和顽固,必将使得短跑的革命快速地追上改革的步伐。
   
   历史的局限是:所有政治权力运作者,包括追求民主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无论他们的理念和信仰是多么的不可动摇,却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特别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如果顽固地抗拒历史潮流,犯下而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激起巨大的历史波澜,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而革命往往是在历史的拐点处爆发,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让人战栗的枝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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