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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還是革命


   袁紅冰:改良還是革命
   兼論海外民運
   
   作者﹕袁紅冰

   
   【大紀元2005年12月2日訊】
   前言
   為什麼中共暴政歷經了那麼多次危機,卻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踏平萬裏艱難,迎來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
   
   無數人千萬次地問過這個問題――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場之前,昂首怒目,逼問蒼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無盡的苦役和勞改之路上,淚乾血滴,逼問乾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鐵門之內,用乾枯的心去追問那似乎永遠不會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國外的中華兒女,時常悲憤如漫天飄飛的紅葉,去追問那湧向我可愛祖國的萬裏長風!
   
   是的,中共暴政歷盡危機,為什麼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贏得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今天,我將回答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可能只是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書寫一篇墓誌銘;當然也可能,我的回答會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響中國民主革命的晨鐘。而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能力理解真理,並崛起於危難之際;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潛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樣一群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中華兒女,他們願意為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命運去浴血奮戰。但是,無論結果如何,我都必須首先把我所理解的關於革命的真理告訴天下。
   
   當改良主義思潮仍然像滾滾陰雲籠罩在中國民主運動上空的時刻,當許許多多自稱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們還在以百種妖嬈、千般媚態、萬種風情,向中國兜售改良主義幻想的時刻,我,作為一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向歷史講述革命的真理。
   
   一、 政治改良主義是海外民運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縱觀海外民運思想史,可以發現改良主義思潮始終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亂的潛流。因此,為使海外民運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決戰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須對改良主義思潮進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義已經被過多的學者進行了過多的詮釋。庸人學者們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簡單的問題繁瑣化,當繁瑣到上帝都厭倦的時候,便很少有人會願意對之進行討論。於是,庸人學者就會以對繁瑣的獨佔而宣稱他們的淵博。為了避免除皓首窮經的腐儒外無人感興趣的繁瑣,為了能夠對問題作簡要、明快的討論,本文所謂的政治改良主義只限於當代中共的政治範疇之內。
   
   當代中共政治範疇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他社會力量都應當以推進中共實現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願,作為決定自己政治活動的前提。
   
   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人格承載者,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陣狂風,由中共官僚體制內,吹到了海外民運中的人;另一部分為現在仍處於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其中還包括某些結成朋黨、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文人。
   
   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對於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鬱悶,四分失望,五分責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戀,八分憐愛,九分寬容,十分幻想。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暴政具有棄婦懷舊似的幻想,那種愁腸千迴、幽怨萬般的依戀,可以令石人垂淚,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義上毫無憐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鐵血手段向歷史聲明:它決不允許通過體制內的政治改良和平演進到民主政治――它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
   
   儘管改良主義的文人製造或引進了諸如新權威主義、威權政治、後極權政治等等一系列偽概念,試圖說明中共專制已經軟化,因而有改良的實際可能,但是,“六四”對和平情願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殺,勝於雄辯地證明,中國仍然處於典型的極權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泯滅良知的極權政治。
   
   “六四”之後,中共暴政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欲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爛,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共暴政在這個意義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事實上也沒有誰真正想要挽救。
   
   當前的中共“上層一萬家”,乃是貪官汙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黑幫集團。這個政治黑幫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一切方式強化極權專制。而強化極權專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團可以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一是權貴階層能夠利用國家權力,在受到專制法律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乃是自殺行為,因此,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沒有自殺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當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經喪失任何可能性的情況下,改良主義的“棄婦”們依然或者呼天搶地,或者媚態百出地召喚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結果必然是讓人們在思想混亂中迷惘於改良的幻想,從而掩蓋只能用民主大革命開闢中國未來命運之路的真理。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政治鐵律:改良總是以強化改良運動主導者的政治地位作為目的;專制的改良,不是為了否定專制,而是為了給專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實際上對“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過分希求。由專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動啟動並主導否定專制政治的政治改革――這種希求不僅違背政治邏輯和人性的邏輯,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實際例證。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喜歡以台灣民主轉型為例,來論證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在此,他們忘掉了一個基本事實:作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即中華民國從政治理論基礎到法律制度本體,都與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蔣介石的威權只是以軍閥割據、日本入侵、國共內戰等國內國際形勢的具體背景為根據。蔣經國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況下,向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理念的回歸。所以,所謂台灣經驗根本不適用於分析中共暴政――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殘凶、最狡詐、最虛偽的極權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喋喋不休、津津樂道的另一個例證就是“戈巴契夫現象”。但是,這種現象並不能為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辯護。中共的“戈巴契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均被中共自己的專制鐵手扼殺。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專制之獸性絕非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統治可比。這且不論,問題的實質在於,東歐和前蘇聯的歷史性變革的主要動力,並非來自共產黨統治集團主動啟動和主導的改良,而是來自經過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戈巴契夫、謝瓦爾德那澤、葉利欽等人物的出現,使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比中國少了許多艱難,這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不過,只有共產黨官僚體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是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國的社會危機呼喚革命的時刻,在中國的苦難和艱難渴望革命的時刻――當中國的命運問題必須用堅硬的革命加以解決的時刻,改良主義的溫柔小夜曲,聽起來就顯得格外冷酷。
   
   苦戀政治改良主義的深情,與仇視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長。革命,這個曾經引導人類殺出中世紀專制重圍的具有英雄情懷的概念,現在卻受到極不公正的侮辱和貶低。攻擊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許來自西方,但是,對革命表現出激烈怨恨的,卻是當代中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著什麼?
   
   就近現代專制和民主政治的範疇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著徹底否定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為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在現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制。
   
   無論近代還是現代,革命的一個明確特徵在於,發動和主導社會大變革的力量均起自於統治集團以外的各個社會階層;儘管革命並不拒絕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派別作策略上的妥協或聯合,但是,革命之魂總在民間,而不在專制統治集團之內。
   
   回顧近現代史,可以毫無困難地發現,革命是憲政民主制的主要鑄造者。沒有革命的狂飆突起,就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人權宣言》,就沒有封建專制的崩潰,也沒有東歐和前蘇聯共產專制陣營的土崩瓦解,煙消雲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獄直至今天還會屹立不到,人類可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戴著專制的鐵鏈蹣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現代史否定,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就將仍然在專制鐵幕的陰影中承受苦難的命運。
   
   許多改良主義的苦戀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賜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忘恩負義地詛咒革命。他們把革命等同於暴力,誣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斷言革命必定導致暴力的無限制使用,導致暴民政治。他們所能舉出的主要例證,便是法國大革命和共產黨的所謂革命。
   
   在文人殺害“革命”的思想刑場上,法國大革命竟被描繪為暴力、罪惡的象徵;羅曼. 羅蘭夫人的一句話――“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而行。”――成為某些文人心目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有罪判決。
   
   但是,當改良主義苦戀者以無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義徹底否定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人權宣言》乃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類在爭取人權的過程中,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執行著《人權宣言》的遺囑;當改良主義苦戀者對滾落於巴黎街頭的貴夫人那美麗的頭顱憐香惜玉,並因此徹底詛咒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正是法國大革命摧毀了中世紀黑暗的象徵巴士底獄,從而使在鐵牢中囚禁了數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見白日。
   
   法國大革命的過度暴力確實深刻地傷害了它的道德價值。之所以出現這種過度暴力,大體有兩個原因。
   
   其一,法國大革命爆發於歐洲――這中世紀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當然要比英國和美國的民主革命更艱難,也當然要受到專制勢力的更殘酷無情的反擊。正是專制勢力反擊的殘酷無情,刺激法國革命趨於極端化,從而導致暴力的過分使用。
   
   其二,法國革命的主導者們最初犯了一個屬於理想主義者的致命錯誤――他們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們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標應當以政治體制的變革為限度,而其他屬於精神領域的變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後,在人們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之後,通過文化或宗教的方式來進行。凡是企圖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決價值觀念和思想領域問題的地方,一定會有超過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們能夠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神聖的名義,對思想進行強制的時候,就是獸性戰勝人性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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