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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隨筆 -- 「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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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幾年在大陸出現的新詞語,例如「被旅遊」、「被消失」等,我覺得想得巧妙,而又合乎現實。一些著名的維權份子和異議人士,平時已是專政當局的監控對象,當敏感的日子到來時、或當遇到有重大事情發生的日子,便「被旅遊」或「被消失」,被送到不知什麼的地方,到事情過去後才獲准回來。這自然是中共當局對人民的人身自由的剝奪,而被監控者面對強權,亦無可奈何。遇上這些時候,當傳媒要訪問這些人時,得到的答覆是,他們旅遊去了。有誰知道這些人並非是想旅遊,而是「被旅遊」呢。

   我現在重讀我的日記,發覺我青年期,特別是自中學畢業後至大學畢業、甚而已經就業和結婚之後的十年間,我參加的活動很多很多,但除了最早期的活動之外,大部份都是「被參加」,即好些人們以為我是搞手的活動,其實我是被人邀進去或「捉」進去的,這包括我曾活躍一時的香港民主黨的前身的前身(兩個前身)的太平山學會。

   大致說,我最早期的活動,例如組織烈焰文社、出版刊物是自動的。但隨著活動的擴大和認識的人增多,「被參加」的情況便多起來。我重讀我1966年的日記,那是我自修考大學和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發覺我「被參加」的情況是到了不合情理、近乎傻的程度。那時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要做兼職工作養活自己,(包括租房子) 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文社活動,可是竟然「被參加」一份叫《新聲》的青年刊物的發行工作。我與該刊沒有關係,與其主持人亦不大認識,但每期出版後,我便被通知往印刷所拿一百份,包扎之後寫地址寄出。除此之外,我的學校同事和另外一位教夜校的舊同學,也經常著我替他們代課,我也一一應命。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這些代勞的請求,我總是來者不拒。結果是,弄得自己忙得要命。

   由於從1967年開始,有好幾年我沒有記日記(或日記遺失了),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被參加」的情形會繼續著,因為我當時沒有拒絕文化,人們託我做的,我一般都做,不懂得拒絕。我開始婉拒人們的請託,大概是在結婚有了兒女之後,那時人已經比較成熟,且有了家庭負擔,時間主要放在謀生和改善生活方面。但是拒絕別人的請求時,仍是抱著負疚的心情,好像欠了別人的債一樣。

   到了八十年代,由於有九七問題,許多人,尤其知識份子,都關心香港前途,我「被參加」了太平山學會,一個討論香港前途的論政組織。在這個組織的最初幾年,我頗活躍了一陣子。人們以為我是中堅人物,其實我只是不聞機密的與核心人物熟絡的「被參加」份子而已。這個組織後來招兵買馬,大事擴張,到最後人強馬壯,甚而與其他團體合併,準備參政的時候,我便要求退出了。退出的時候,我還可憐兮兮地、像「逃兵」一樣捐了一筆錢(應該不算小數目),以補償我的「罪過」。

   我的「被參加」,大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離開太平山學會後便終止了。這可能是我變得愈來愈有「原則」和立場的緣故。我記得一個以前活動的朋友,知道我將往加州作公事訪問,託我拿一雙鞋給她(或她丈夫)的一個好友,這個好友是前香港一個共產高幹,因六四問題而逃到美國去。我當面拒絕了。她覺得十分奇怪,因不像以前「被參加」時期的我。我也不解釋。事實上,自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我便不喜歡共產人士,共產高幹尤其大忌,即使他們已經「覺悟過來」。我覺得,他們既然可以「覺悟過來」,也一樣可以「覺悟回去」。這並非亂說,而是有實際的例子。就是這點令我敬而遠之,因為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或什麼時候又轉過去了。

   從參加,到「被參加」,再到拒絕參加,這可算是我的人生活動的軌跡吧。

(2014/01/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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