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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纪念南周事件一周年的日子里(图)


   [日期:2014-01-07] 来源:参与 作者:徐琳 [字体:大 中 小]
   
   徐琳:纪念南周事件一周年的日子里(图)

    南周纪念

   
   
   (参与2014年1月7日讯)南周事件一周年的时间到了。2013年元旦后,由于广东省委宣传部篡改了南方周末杂志的元旦献辞,南方周末杂志的编辑们以罢工表示抗议,经过几天的发酵,元月7日,大量市民聚集到南方报业集团门口,以献花、送花圈、举牌、拉横幅、演讲及各种行为艺术的形式声援编辑们,谴责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宣传部长庹震下台、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兑现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等等,事件持续三天,于元月10日遭到警方强力压制而结束。
   
   南周事件对后来的民主运动产生了很大的促动作用,以公民运动为主流的举牌、网络签名等活动蓬勃兴起,但随后也遭到了当局的疯狂打击,刘远东、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等一大批人相继被捕并长期关押,各种恶性侵权事件也越演越烈。然而,人民并没有屈服,仍然在以各种形式推动着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维权也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其中,人权律师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年末,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多项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尽管不一定能真正落实,但也不失为一个好现象,因为,中共的饼画得越大,越容易让更多人看透它虚伪的本质。之后,劳教制度被彻底废除,公安部副部长、610办公室主任、主管新闻和宗教事务的李东生被捕,且有消息说周永康被抓。这一切,都使得公民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纪念南周事件一周年的事显得格外有意义。我估计,到时候当局肯定会对我采取控制措施。但无论如何,作为去年南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我不能不有所举动。
   
   我事先在家里写好了“纪念南周事件一周年、刘远东、郭飞雄无罪、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标语牌,并拍了照,如果能带到现场举牌那就最好,不行就只能把在家里拍的照片发上网了。为了让标语牌带出去时具有隐蔽性,我拿一个硬纸皮的购物袋拆开来,把字写在里面,然后又把袋子原样封上。
   
   元月7日式南周事件标志性的日子,元月5日虽然离遮天还有两天,但这天是星期日,我准备在这天下午去南方报业门口。然而,中午就发现楼下草坪的石凳上坐着两个陌生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判断肯定是当局派人来守着我了。我估计我去不了南方报业门口了。但我不想就此罢休,这么一点阻力就退缩了那还搞什么民主运动?我决定试试看,但我也不会硬闯,目前来说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
   
   吃过中午饭,我什么也没带,慢悠悠地走下楼去,然后往镇子中心方向走去,汽车站和商场都在那边,汽车站近一点。快到汽车站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看见后面有几个鬼鬼鼠鼠的人跟着,有便衣也有穿警服的,其中一个穿便衣的(大概是下面村子抽上来的治安员)象是要冲上来,一个穿警服的则拉住他,示意不要轻举妄动,那情景,就像是一出拙劣的抗日电视剧里的镜头。于是我就去商场买包烟,因为考虑到如果被控制了,无聊的话可以抽抽烟。从商场出来往回走的时候,又走到汽车站旁边了,正好来了一辆公交车,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他们离我较远,于是我就想,干脆就这样去吧,就上了车。他们并没有上来阻拦我。我想,既然他们不拦我,那我就大大方方地去吧,去到哪算哪,等他们拦我的时候,我就大声争辩,引起路人注意,然后就把我带的名片撒出去(那可是很好的宣传品哦,而且又不会被当作传单)。
   
   上车时人多,我没注意到他们跟上车没有,过了几站才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明明彼此都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他们还要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又装得不象,时不时又瞟我几眼,累不累啊?
   
   到市桥下了公共汽车,我就往地铁站方向走。后面跟着的人打电话大声向上面报告我的动向,这无非是想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我害怕而退缩。这其实就是当局近来喜欢用的一种识别战术,告诉你:我们已经识别你了,你的一切动向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看来我已经进入他们的识别区了,哈哈。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地铁口的时候,一个便衣大声喊起来了,并上前来拉住我,说不要走。我大声跟他理论。地铁口人多,一些人停下来看着我们。一个穿警服的就上来制止那个便衣,并且做出手势让我进去。我就进了地铁。我想,那个穿警服的为什么会制止那个便衣、让我走呢?也许有这样几种可能:1、那里人多,避免引起围观;2、我还没做什么,可能想等我有所举动了再抓我,然后安个罪名严厉地惩罚我;3、也许上面的意思是,如果南方报业门口没几个人搞事,就让他们搞搞算了,不弄出大动静来就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去年当局应该是有这种想法的,否则不会让我们连续搞了三天。这样看来,我估计我能去到南方报业门口。我有点后悔没带标语牌来(我那样做的应该不会被发现),甚至连充电宝都没带。但是能去到也就不错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信念。我想也许会有其他同仁带了纸和笔,可以现场写。去了再说,随他们怎么办,有什么大不了的。
   
   去到五羊新邨地铁站,那里离南方报业门口很近,我想在那里等等看能不能碰到认识的同仁。过了一会,果然见到肖育辉来了,他也是去年参与了南周事件举牌的,这趟行程不会寂寞了。我们便一起往南方报业门口走去。一路上行人稀少,警察倒是很多,还有一些穿便衣的一看就知道是特务。南方报业门口更是站了一大堆警察,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快走到南方报业门口的时候,看到张唯楚和她爱人正从南方报业门口那边走过来,张唯楚是前些天上街举牌被警方带走了十来个小时的。我们相互打了招呼,聊了几句,这时一帮警察就过来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过路的,一个警察要求张唯楚出示身份证,张唯楚则要求他先出示警察证,那警察不肯出示,说他的警服上有警号,看他的警号就行了,张唯楚说谁知道你是不是穿了别人的衣服,我要看警察证。然后警察说要传讯她,带她走。她不肯,说凭什么传讯她。大概是因为现场没有女警,男警察不好动她,于是双方僵持着。这时,邵铎也来了,他也是去年南周事件举牌的主力。肖育辉说咱们继续走吧,免得也被警察纠缠。他说的是对的,但我不想丢下张唯楚不管,想继续观察她的状况,以便及时发出消息。我趁机把警察纠缠张唯楚的场面拍了张照片,并马上发到微信上。没想到这就引起了便衣特务的注意。这时朋友欧彪峰打电话来问情况,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说我们暂时还安全。刚打完电话,一大帮便衣特务过来围住我们,一个便衣特务还叫出了我的名字,看来是跟我打过交道的,不过对于没对我动过粗的警察、特务,我一般都不太记得。他们簇拥着推着我们走,我大声争辩说我们只是来逛街的,那个叫我名字的特务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啦。这时其中一个特务要我把手机交出来,当时我左手拿住手机放在裤子口袋里,不肯交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就抓住我的手准备抢,我大声叫:“不准抢我的手机!你们凭什么抢我的手机!我的手机里有个人隐私,你们不能拿走!抢我的手机是违法的!”他们就没再抢。
   
   他们把我和肖育辉推到路边的一辆面包车上,接着,邵铎也被推上来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也被推上来了,其中一个不停地诉说他是到那里的银行办事的,怎么这样不由分说就把他带走。一个便衣特务说,别说了,等会有你说话的地方。我说,说理还要看地方吗?有道理哪里都可以说。邵铎坐在我前排,他用手机发信息,便衣特务不准他发,伸手去抢他的手机,抓住了手机的一部分,邵铎不让他抢,抓住他的手,旁边另一个特务就伸手去打邵铎的手,我见状正想上前帮忙,抓住手机的那个特务已经松开了手。邵铎怒斥打他的那个特务为什么打他,那特务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谁叫你抓住他的手。
   
   人坐满了,开车了,我看了下时间,这时是下午三点半。我念起我写的那首打油诗:“特务是只狗,偷偷跟人走,嘴贴地面嗅,总想捡骨头。”一个特务说我挺会写诗的,看来挺有才华。
   
   车子把我们载到了明月二路的海珠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去年2.23我们搞反朝鲜核爆举牌时也是被带到这里的。他们安排我们一个人一个审讯室进行审讯。审讯由便衣特务来进行,一个警察陪同。便衣特务的态度还算好,陪着笑脸,用很随和的语气问我。问我的名字、住址,我如实回答,还递给他一张名片(那是我的宣传品);问我去南方报业门口干什么,我说逛街。前面的回答是表明我的身份是合法的,后面的回答是表明我的行为是合法的。其他问题我一概拒绝回答,或者说不记得了,或者跟他调侃。问我有没有约其他人一起来,我说我想约平哥和媛姐夫妻俩一起来,可惜不知道他们的电话。便衣特务说:“既然你认为你没有犯法,那就没什么不能说的嘛。大家就当朋友聊天一样啦。”我说:“朋友?那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讪笑着不回答。我说:“既然你连名字、住址都不肯告诉我,那还算什么朋友?我又有什么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呢?”当然,就算他告诉了我,我也照样不会回答他的问题。谁知那个陪审的021054警察竟然帮他腔,用不屑的口气说我:“不要那么自以为了不起,就凭你们这帮人,能管理得了国家吗?”我说:“你别管我们这些人能不能管理国家,我们只是要求我们应有的公民权利,谁有能力谁去竞选呗,共产党敢不敢搞民主选举?敢不敢开放党禁?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你比何靖(落马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被迫自杀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国保支队长)本事还大?比得上王立军、李东生?比得上周永康?就算是,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特务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就走了出去。我趁机拿手机出来发信息,可是这里网络信号不行,老发不出。这时杨崇打电话来,因为那个警察还坐在审讯室的角落里,我不方便接,就赶紧按掉,然后用手机短信发了一条简短的信息给他。接着又有电话打来,正好这时那个便衣特务进来,见我在用手机,就要把我的手机收走,说这里不准与外界联系,我说手机你不能拿走,最多我关机,于是就关了机。
   
   又审了一会,还是问不出什么,便衣特务觉得没意思,就走了。后来他拿了一瓶水给我,就再也没有过来问我话。按例,每个进来的当事人都要按手印、取唾液、拍犯人照,这次却都没来找我做,大概是因为他们还记得我去年的表现,当时我坚决不做,我说你们就算把我按在墙上拍照,我也会扭转头、眯上眼,总之别想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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