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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龚继先


   ——王亚法
   一,初识抵足夜谈《易》
   
   那年是一九七九年,文革刚过,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图画家赵仁年,在无锡鼋头渚公园搞创作。赵仁年有商业头脑,看到鼋头渚公园的外国游客多,灵机一动,和公园的领导签了一纸协议,借公园背临太湖的诵芬堂做展厅,开画廊,向外国游客兜售中国画。

    不料此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时生意兴隆,买卖十分活跃,记得那时画家送展的作品由刘旦宅、华三川、汪观清、顾炳鑫、龚继先、王仲清、赵仁年……大风堂张大千的一些学生也开过几场展销,参加者有章述亭、陆元鼎、曹逸如、顾福佑、陈从周、伏文彦、潘贞则、郁慕娟、郁慕贞、郁慕洁、郁慕莲……朱屺瞻先生也送来過一张四尺整纸的朱砂竹子,开价四千元,结果被一位香港的游客买走。
    画展开幕时,照例由举办方邀请画家到场,当场挥毫,合作一幅大画,作为给举办方的礼物。
   来场作画的画家中,要数龚继先最年轻。他思路敏捷,画路宽阔,花鸟虫草,出笔快捷,而且为人慷慨,没有架子,谁要索画,不管当地老农,还是文人雅士,立等可取。我在一旁帮他拉纸钤印,暗中计算一下,他一个小时内画了五张画送人,可谓神笔。
    那天晚上我们在无锡过夜,住在鼋头渚公园的招待所里,我和继先一个房间。
    我自幼通读《内经》,继先则是个“易经通”。儒家的医卜星相和六艺原本出自一家。那时他的斋号叫《大易斋》,因此两人一见如故,从“太极生两仪”谈起,到“八八六十四卦……”;从“天一生水”,聊到五行的相侮相生,由此及彼,又听他解释石涛《画语录》中的“蒙养”,到一起背诵板桥的《道情》……个中欢乐,至今犹存。
    继先是书香门第出身,十八岁拜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红氍高烛,三跪三叩,是按传统礼仪拜师的入室弟子,进入中央美院后,和范曾、邓琳是同学,又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他学养深厚,古文功底足,說是交谈,实质我在向他学习,使我得益不少。
   在无锡鼋头渚的相遇,使我和继先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二,安贫乐道“大易斋”
   
   和继先认识后,一来二去,他巨鹿路的家,成了我常去谈天的好去处。那时我年轻,骑着一辆13型自行车,转令一响,穿过巨鹿路小菜场熙攘的人群,转进弄堂,然后进入一个空间晾满衣服的杂乱大厅,爬上黑黝黝的楼梯,穿过一间间门口堆满厨具器皿的房门,在门帘外,喊一声:“龚兄!”
   在应答声中撩开门帘,进入了他——具有客厅、睡房、画室、饭厅多功能的家,这是他一家三口——夫人张逸弘和爱女小磊磊的家。
   进门左边的墙上的一个镜框里,挂着他的的斋名“大易斋”。
   “大易斋”狭长而又逼仄,因为是顶楼,靠窗的一边是个斜坡,能见到裸露屋顶的椽子,他的画案就临窗而设。至今想来,真不可思议,当初他许多赏心悦目的丹青,就是在这个斗室里诞生的。
   就是在那张画案上,那次他当场挥毫,给我画了一条肥硕的鳜鱼,并题了“桃花流水鳜鱼肥”几字。为了那张画,我还特地去旧货店买了一只红木镜框,挂在我“半空堂”的书斋里,至今还保存着。想到这幅画是在那个环境里诞生的,每每念及,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对着墙上鳜鱼叹息:“鱼儿啊,英雄莫论出身低呀!”
   一次我进入“大易斋”,没等说话,他就告诉我,刚才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上午大风堂的糜耕耘来作客,带来一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有谢稚柳画的松树补景,一起欣赏,赏毕,糜耕耘将画巻好带走。谁知他到家,打传呼电话来,说那画忘在“大易斋”没带走。急得继先有口难辩,满室寻找,幸亏不一会糜老又来电,告诉说画找到了,是自己带回家的,放忘记了。以后才知道,那时糜耕耘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
   一次他从敦煌回来,请我去“大易斋”小酌,酒酣时,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小东西,剥开层层纸片,最后露出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团,上面塑着一尊菩萨,他小心翼翼地送给我说,这东西藏语叫“擦擦”,是去敦煌途中泥巴堆里捡到的,为防止风化,他已经涂上了清漆,送给我当礼物。为此我当时写过一篇小记,翻检旧箧,附之如下:
   
   得敦煌泥印佛像小记
   
   吾友龚继先兄,大易斋主,为当代画师苦禅之高足也。君年前赴敦煌临摹,得千佛洞泥印佛像一枚,赠予。佛像大似银元,形似瓦当,上有趺座佛一尊,惜面目漫漶。以予见,此物乃木刻印范所铸,盖当年信徒所为也。佛像以泥沙为质,因携之南方易潮风化,大易斋主以胶漆涂之,可见其用心良苦也。予得此瑰宝,欣喜不已,聊以记之。乙丑十月初十。
    (阴历的乙丑,是公历的一九八五年,距今已是十八年前的旧事了——笔者一叹) 这是一次记忆最深刻的对酌,那天他请我去“大易斋”,一壶黄酒,一碟油氽花生、两个皮蛋加红肠,这是那时代穷知识分子餐桌上常见的下箸之物。他认真地告诉我,局领导有意要让他当人美的总编,是受还是不受,正在彷徨之中。我问其究竟,他说,他从小就立志做个画家,当处士,无意仕途,而且有了官职会议多,要影响创作,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又聊起明朝的高启和徐渭,又从徐渭聊到郑板桥,最后作出一个既不拂逆上意,又不拗违己志的决定——“学得板桥走马任,潍坊县衙滚一滚,”权当一任,随即辞职。
   这就是龚继先为什么几年后,坚辞不继续当总编的幕后故事。
   说完“大易斋”的故事,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上海巨鹿路260弄13号,在上海人美的职工宿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艰难日子里,这里曾经蜗居过许多著名画家,孕育和诞生过许多传世精品。他们的名字是:龚继先、胡海超、陈家声、还有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峰……听说改革开放后,画家们纷纷迁入新居,人去楼在,另换新主。
   可惜当今社会重画轻文,没有人去记载这幢楼的历史。
   
   
   
   
   三,浊世还存上古风
    常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此话不虚,说到龚继先,不能漏说他的夫人张逸弘。
    因为和龚继先兄弟相称,所以第一次去他家,就喊张逸弘“嫂嫂”。
    “嫂嫂”是江南人叫哥哥夫人的称呼。张逸弘是无锡人,虽然在上海长大,但口音中还有浓重的无锡味。我也是无锡人,无锡话是我第一母语,所以两人对话,总习惯用乡音交谈。我们三个人说话时,继先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和他夫人说无锡话,有时又说上海话,十分有趣。但不足的是,继先的语言天才和他的艺术天才成绝然反比,不敢恭维地说,他老哥居住在上海几十年,还说不成一句道地的上海话。
    外人也许不知道,满口京片子的龚继先竟是一个爱妻柔情的好丈夫,一次我在“大易斋”聊天,张逸弘蹲在桌子旁的一只大木盆前,用搓板洗衣服。那时上海人家还没有洗衣机,衣服都是用手工洗的,继先见了,柔情道:“逸弘,你放着,等亚法走了,我来洗。” 继先逸弘,夫妻鹣鲽,可见一斑,这个小细节,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我出国前,办手续忙碌,好一段时间没去“大易斋”聊天。那天登门,继先不在,逸弘嫂见面,劈头就问:“亚法你出国的事办得怎样了?”我说:“去澳洲本来不需要经济担保,现在突然要经济担保了,所以还缺些钱,在奔忙呢。”逸弘嫂不假思索地说;“继先刚卖给香港人一张画,我这里有一百美金,你拿去。”一百美金哪,在当时是几个月的工资。我虽然立即辞谢,没要她的一百元,但她这句话,暖人心肠,叫人没齿不忘。以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抄在我的《张大千演义•大陆篇》样书的扉页上贈送他:
   
   赠继先、逸弘兄嫂七律:
   兄才识高古,画艺精湛,不与时人争,乃性情中人也。家藏兄赠旧作《鳜鱼图》、《梅花蜜蜂图》,如若拱璧。尤感予去国前令嫂之诚言,其诚也,犹如亲兄嫂也。光阴荏冉,弟与兄嫂,均垂垂老矣,人生奈何,奈何人生。
   
    巨鹿“大易”旧帘拢,小楼谈艺蹇时穷,
   桃花鳜鱼起涟漪,梅蕾蜜蜂细嘤嗡,
   不与时人争高下,欲在身后比雌雄。
   难忘最是令嫂话,浊世还存上古风。
   
   註:《桃花鳜鱼》和《梅花蜜蜂图》是继先兄赠我的墨宝。
   
   继先和邓琳、范曾、周思聪乃中央美院同学,但他从不吹嘘自己的学历。他卦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画的好坏是众人评述的,不用自己吹嘘。一九八二年严冬,我去叶浅予先生北京甘雨胡同二十四号的居寓所采访时,接连两个下午,听他谈画《王先生》的故事,听他谈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苦楚;听他谈和老一辈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和黄苗子的交往,当谈到小一辈的范曾到龚继先时,他从鄙夷不屑的口气中转过来,夸奖龚继先:“这青年诚恳,不浮躁,肯下苦功,爱读书,画路也广……”
   事后,当我把这段细节告诉继先时,他宠辱不惊地说:“这是叶老对我的偏爱,人家范曾比我用功,他一早起就在走廊里,踱方步背唐诗……”
   
   
   四,《艺苑缀英》流泽后世
   中年以上的人在一起聊天,总不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当政时期的怀念,怀念那时候的学术气氛活跃,思想相对自由,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也没有今天这么强烈。书画爱好者聚在一 起,会不约而同地追念起那本曾经放在案头翻阅的《艺苑掇英》。
   文革拨乱反正后,百物复苏,《艺苑掇英》也应运而生。该刊创刊时,是一本介绍古代书画、瓷器、石刻、壁画等内容的综合月刊,出版后读者反映内容比较杂乱,出版到到第七期时,决定改版,专一介绍中国古代书画,并由继先担任总编。
   当时《艺苑掇英》的稿源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抄家归还后的藏家,为了寻找作品,继先和编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几乎走遍了全国博物馆。
   每当继先谈到,编辑《艺苑掇英》的往事时,会不无感激地提到谢稚柳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指导。谢老是他来上海工作后,第一位结识的老一辈艺术大师,在以后十余年的日子里,交往从未间断,可以说继先是谢老未拜门的入室弟子。我曾有次在“壮暮堂”的画案上,看见谢老面前放着一卷“怀素苦笋帖”的复制品,在和继先谈论个中的妙处。
   那时我因帮《新民晚报》副刊,写关于张大千的连载小说“彩笔风流”,常去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闲聊,久而久之,成了那里的常客,谢老和我除了闭口不谈政治之外,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一次谈到《艺苑掇英》时,话题转到继先身上。谢老说,现在既能作画又懂得鉴定古画的人不多,今后要看继先的了。至今我还记得,谢老说这话时脸上露出“后有来者”的欣然。
   我和继先在一起,也经常闲聊张大千的轶事,继先也说了一段有趣的事:有一次他为《艺苑掇英》去某博物馆采稿,看到一张清初四高僧渐江的山水长卷,空灵潇洒,笔墨精到,但稍有疑点,经过同仁们反复的否定和肯定后,决定采用。一俟出版,大家又出现感觉上的别扭,总觉不妥,后来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中,专家们反复论证,断定此画是张大千的临摹之作。通过此事,编辑们接受教训,以宁缺毋滥为原则,严格挑选作品,以致今天的新一代收藏家以《艺苑掇英》作为对照某些古画的蓝本,成了一本甄别古画的字典,可谓流泽后世,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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