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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习近平成不了大陆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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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习近平成不了大陆蒋经国
   
    或许因为拿下周永康、铁腕反腐、三中全会改良等有别于胡、温的作风,有人对习近平的期盼又开始高涨起来,有寄望习成为中国戈尔巴乔夫者,亦有相信习是共产党的蒋经国者;由于习近平与蒋经国“太子党”的共同身份,后一种信仰比较有市场。
   
    只是,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迄今连蒋经国的一点影子都没有。蒋经国上台后,逐渐放松了蒋介石较严厉的“戡乱”统治,转向开明专制,后期更主动解除报禁、党禁。。。而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强化言论控制,发起“清网打谣”运动,大抓网民、记者,钳制舆论比胡、温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继承胡锦涛高举马列毛邓假意识形态的衣钵,进而叫嚷“意识形态亮剑”,最近大力鼓吹突出“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流露出进一步强化专政的倾向;习治下新版的《新华字典》,竟把“自由”一词作为“敏感词”驱逐——公然宣示:老子字典中没有“自由”二字!“习亮剑”之荒唐可见一斑。。。习近平的执政走向,完全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的反面。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红二代”出身习近平之所以成不了共产党的蒋经国,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好些异议人士,典型如张鹤慈君和洪哲胜君,分不清极权政党和威权政党的区别,总喜欢把国、共两党作同质物相提并论,殊不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在两党的党纲中已写得很清楚——这个本质区别,集中体现于两党对一人一票代议制宪政民主制度的态度:国民党向来是承认一人一票代议制宪政民主制度价值的,并且把宪政民主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写入党纲,还给出了实现宪政的“三步”时间表,即:“军政——训政——宪政”;而共产党则根本否定一人一票代议制宪政民主制度的价值,共产党则从未把宪政写入党纲,共产党的纲领教条,包括其创党祖师爷,从马克思到列宁无不强词夺理地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而只有由它操纵的、以实现党的意图为己任的“民主”才是“无产阶级”的、“真实”的民主;共产党的党纲,理直气壮地宣布以专政取代民主,而它自己,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
   
     由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可知:蒋经国结束其父“戡乱”走向宪政民主,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党纲的;昔者国民党在大陆和台湾先后实行“训政”(广东时期一度实行“军政”),虽有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一时错误,但从未有过反宪政民主的理由,而均以宪政民主“条件不成熟”为理由——这个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当时中国处在中共依凭苏俄武装叛国、日寇入侵、中共大军威胁台海、共特渗透。。。等危境中,强行宪政无异于授首与敌。
     所以,蒋经国开启台湾民主化之门,无须以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为前提——也就是说,蒋经国开创台湾民主化变革,无须“改旗易帜”;事实上,蒋经国也从未否定父亲蒋介石与国民党。
     蒋经国放开新闻出版自由,也不会导致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结果。因为一则: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经受并通过了历史的检验,迄今指导国家并未过时;二则,蒋介石和国民党虽则曾有过“联俄容共”、专制独裁之错(而且,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很大程度上有受迫于中共武装叛乱、“解放台湾”的不得已成份),但有推翻殖民伪朝满清、开创民国、抵御日寇、抗共卫国、保存台湾、振兴经济。。。之大功,功远远大于过,因此,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得起民主化的检验。
   
     由这个根本性的差异亦可知:习近平如果开放党禁、报禁、网禁。。。就完全违背共产党的党纲,因为它放弃了专政——无论是原教旨主义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邓小平修正主义共产党的特权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专政”都是共产党的命根子。
     习近平如果开启宪政——结束专政,非但违反了共产党的党纲,而且必将中共、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习仲勋推落历史垃圾堆而万劫不复。
     因为一则: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等派生物)已在世界范围内证伪——前苏联、前东欧共产国家阵营的整体变天、中共国、越南的变修、朝鲜、古巴的山穷水尽。。。证明了共产主义的破产;不得已“邓改开”之后,中共完全靠信息封锁和“主旋律”变戏法诈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伪概念哄骗国人,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问:既然你连国民党都不如的那一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搞的岂非更纯正的“社初”阶段?那你当年对国民党大打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折腾啥?对此,邓小平一伙做贼心虚,“不争论”,“苏东波”后,索性不问“姓资姓社”,单以发展经济打马虎眼;江泽民之后,胡温耗尽“经济奇迹”老本,政权合法性危机重现,于是只有严控媒体、高举马克思“主题思想”、高唱“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赤裸裸耍流氓。。。全靠封网、删帖、洗脑、钳制媒体压着;
     二则,中共的罪恶实在太大,即使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罪恶排行榜上,都名列三甲:惟有柬埔寨共产党和朝共(朝鲜劳动党)能与之“媲美”:中共不仅在谋杀总数上夺冠,还有内向种毒贩毒这一连苏共都不齿的“下三滥”超限绝笔;邓共为转移视线推卸共产罪责的“一胎化”强制计生——民族自宫“四化”新政,则超出了所有共产党的想象力,迄今在全世界空前绝后。。。。。。
     因此,一旦新闻自由开闸,不光政权非法性春光尽泄、中共伪革命真窃国种鸦片当汉奸种种祸国殃民历史统统暴露无遗,若是,党国红朝,岂有不轰然倒塌之理?而“太子党”习近平,非但“红二代”光环无存,“老革命”习仲勋都要滑落历史罪人之列,习近平的出身将永远蒙羞。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导致苏共亡党的例子,证明了共产党很难经得起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之所以导致苏共亡党,是因为苏共罪恶巨大;而作恶远超过苏共、罪恶弥天、罄竹难书的中共,一旦在新闻自由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无处藏身,又岂能逃脱垮台遭清算的下场呢?
   
     可见,习近平一旦开启中国的民主化变革,不否定中国共产党、不改旗易帜,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果习近平开启中国民主化变革而拒不改旗易帜,他和中共都将很快垮台,因为民主化后有了参政渠道的亿万民众会彻底抛弃中共,或选票、或用游行。。。野心家和其他政党也不愿错过此“破旧立新”的千载难逢历史机遇。
     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就是典型的例子。迄今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年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愿意改旗易帜、也不是没看到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垮台风险,但他的改革还是慢了半拍——未能及早解散苏共政治局,从而招致了顽固派的反扑——“819事件”,而“819事件”又导致军心民心被叶利钦夺走。
     苏联“819事件”显示:共产党领导人要想实施民主化变革,同时又保住手中的权力,唯有果断改旗易帜一途。但问题是:习近平要是改旗易帜,中共及其领导人(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习仲勋,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共的“革命史”就成了罪恶史,他自己的“红二代”出身荣耀反而成了羞耻和政治包袱。。。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习近平无法接受的。
     人不是神,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比如说私情和偏好;而人最大的局限性之一,就是否定自己的出身。人的局限性也是人性之一,除了极少数修行高深的宗教人士,几乎所有有着“荣耀”出身的人,都不可能否定自己的出身。统治者,尤其是独裁者,极难主动锯断自己所坐的树枝——主动选择下台,这也是人的最大局限性之一,因为下台意味着羞耻、不测、甚至是清算。
     蒋经国在最后关头开启民主化,既因为他的良知和头脑,也因为蒋家较小的历史罪责、以及蒋经国本人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糖尿病晚期,个人已经没有多少牵挂了,更应注重的是身后之名;戈尔巴乔夫开创“新思维”变革,是因为他想创造一个民主的新苏联,并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民主化而下台,戈氏下台,很大程度上是为叶利钦夺权的无奈。
     一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的当权者要么改旗易帜、要么失去权力,这就是前苏联的教训,二十多年来对苏联解体从反面研究透了的中南海诸寡头们,对此岂会看不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学习蒋经国和学戈尔巴乔夫别无二致,习近平又怎会正眼看待蒋经国呢?
   
     综上可知:虽然同为“太子党”,蒋经国与习近平,形相似而神去远矣!由此可断:习近平决非中国改天换地者,党国红朝将在习近平身后,因内外压力改旗易帜而终,那位埋葬红朝神秘者,才是《推背图》中开创中国盛世的圣人。
   
   中国社民党副秘书长、文宣部部长 曾节明 于2013年十二月十八日夜于冰寒纽约州
      
(2013/12/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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