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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千頭萬緒,歸根到底一句話

毛澤東思想千頭萬緒,歸根到底一句話,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唱紅打黑,造反有理”。


   
   

香港《前哨》2013-10


嚴家祺


   
    領導一個國家,就像在大海中航行,要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目標不定,方向不明,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輪,在每個方向都會遇到逆風。
   

國家要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


    絕大多數國家,在一定時期,都有自己的明確目標,也可以改變自己的目標,但不能沒有明確的目標,不知道自己航向何處。
    獨立國家是一個“自主行為體”,首腦則是這一“自主行為體”行為的決策中心,國家內部的民眾、利益集團或叛亂團體的外部行為,是國家行為體“非目的性”的、反射行為。國家與人都有決策中心,大腦作為人的決策中心,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個,而國家的決策中心卻可能多次更換,政府更迭、政變和革命,會改變目標和政策。國家作為一個行為體,它在國際社會中,會形成一些穩定的目標,有短期的、中期的、長期的目標,也有局部的、全局性的目標,具體目標則隨國家面對的問題領域的不同而不同。實現目標的手段本身,也能成為具體的“子目標”。一般國家都有自己的目標,但也有處於特殊境況中的國家,沒有甚麼國家目標。沒有目標的國家,難以成長,會發生分裂、動亂、解體,甚至滅亡。
    出生於瑞士的美國政治學家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 1892-1968)提出,國家一般擁有三類目標:(1)持有目標和環境目標;(2)直接目標和間接目標;(3)意識形態目標。保持國家的獨立、生存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持有目標”。國家固著在一塊土地上,不能移動。國家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語言、民族、宗教構成,是一個國家的“固有特徵”,對國家長期目標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政治經濟體制是國家的一些“非固有特徵”,影響國家的目標。國家政權的更迭、國家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這些“易變因素”,同樣會影響特定時期的國家目標。固執的領導人過份堅持帶有個人因素的目標,易於與他國造成衝突,一旦目標衝突而不可調和時,就會導致戰爭。歷史問題而形成的難解心結或矛盾,也會影響國家目標的形成。
    總之,一定時期的國家,需要有自己明確的目標。
    同一個夢想,不同的方向
    一個國家希望自己強大,也是一種目標,但如何使自己強大起來,不同的道路,實際上就是方向,影響到目標的實現。鴉片戰爭後,許多中國人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現在中國的憲法,在序言中,也把“富強、民主、文明”定為自己的目標。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全國統一的目標。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實現了中國大陸的統一,但全國統一的目標沒有實現。
    毛澤東、鄧小平都有同樣的“中國夢”,但毛澤東堅持走公有化的社會主義道路,目標和方向明確,但人民遭受了無數苦難,“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經濟帶到了崩潰邊緣。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巨輪的航向。改革就是發展私人經濟,不再走公有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道路,同時實行對外開放。鄧小平與毛澤東是“同一個夢想,不同的方向”。
    固執的領導人會過份堅持帶有個人因素的目標,不知道要與時俱進。毛澤東去世後的幾年中,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堅持毛澤東的航向,鄧小平則要改變航向。在華國鋒事實上大權旁落後,中國這艘巨輪仍然方向不明。中國共產黨通過《歷史決議》,把毛澤東和“四人幫”作了分割,進行了“有限非毛化”,才逐步明確了新的航向,走上了“非公有化”和“市場經濟”道路。
    鄧小平為了減弱黨內的抵制和反對,把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就是用“不明確的詞彙”來掩蓋“資本主義道路”這一“明確目標”。
    這里要說明的是。資本主義有“老資本主義”、“福利主義的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
   

最高權力更迭是改變航向的機會


    中國從秦始皇以來,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終身在位的老皇帝死時,才是國家改變航向、調整政策的機會。如果新皇帝,不改變航向、調整政策,使老皇帝當政時積累下來的不滿、怨氣、戾氣,愈積愈深,那麼,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王朝,就只能依靠起義、革命或軍事政變來推翻了。舊王朝的滅亡、新王朝的建立,成了消除不滿、怨氣、戾氣和國家改變航向、調整政策的機會。
    辛亥革命後,封建王朝推翻了,帝制被廢除了,但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專制制度,改變了形式,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王朝,變成了“一黨專政”的“黨天下”王朝。一九四九年,並沒有建立什麼“新中國”,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幾千年。一九四九年,是國民黨王朝在大陸的滅亡、共產黨王朝的建立。毛澤東終身在位,積累下來的不滿、怨氣、戾氣,長期不能的到清除,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還是不願改變毛澤東的政策,直到鄧小平上台,胡耀邦一手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瀰漫在中國大地上的不滿、怨氣、戾氣,才大體清除,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有了社會基礎。
    在民主制度下,最高國家權力的定期更迭,當選的國家領導人一般會努力地去滿足民意。每隔若干年的大選,成了國家除弊揚善、調整政策的機會。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不得連任兩次,這是鄧小平企圖消除中國“王朝循環”的努力,但中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產生,雖然要經過某種選舉或投票,實際上只有一名候選人,而且是指定的。新的領導人上台,不是根據民意調整航向和政策,而是根據最高領導人自己觀念或偏見。鄧小平的後繼者江澤民和胡錦濤,沿著鄧小平的航向前進,中國經濟得到了高速增長,但鄧小平的道路或航向,產生了愈來愈多的問題。
    “六四屠殺”,黨的總書記趙紫陽被栽贓陷害,是整個中國社會“不講正義、不問是非”的開端。對一個總書記都可以黑白不分,那麼,天安門母親和成千上萬“訪民”的冤屈就無人問津了。在“六四屠殺”後半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下令向人群開槍,八天后,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罗马尼亚南部登博维察县兵营厕所前一块空地上被处决。從十二月十七日到第二年的一月十七日,整整一個月,鄧小平想到自己“六四”開槍殺人,憂心忡忡地躲在家中,沒有會見一個外賓。直到一月十八日,才見了香港的李嘉誠。在這種心態下,鄧小平和他的後繼者,已經缺少八十年代目標明確、航向堅定的心態,不講正義、不問是非,用“老資本主義”和“舉國體制”方法發展經濟,造成了愈來愈嚴重的官場腐敗、兩極分化、環境破壞和人權踐踏。 “六四”後二十四年,中國大地上的怨氣愈積愈深,對天安門母親和成千上萬“訪民”來說,中國已經暗無天日了。
   

托克維爾和蘇聯解體“恐懼症”


    在大海中航行,有明確的目標和大方向,遇到特別的環境和問題,需要臨時調整航向。江胡時代積累下來的問題和矛盾,使今天的中國面臨政策和航向的調整。
    這種調整,也可以說是新改革。
    然而,今天中國與三十年前的情況不一樣,面對社會中的不滿、怨氣、戾氣的高漲,如何進行新改革?如何改變或調整航向?在目標不明的情況下,王岐山拿來一本一百五十年前的舊書《舊制度和大革命》來,這本書的作者托克維爾是法國一位老“民運分子”,在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從“限任制”的總統變為“終身制”的皇帝後,托克維爾成了一個反對路易•波拿巴專制獨裁的民運分子。托克維爾正是在法國經濟高速發展、看不到法國實現民主前景的情況下寫出這本書的。托克維爾說:“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這段話,使習近平、王岐山,不敢進行政治改革。中國不僅擔心蘇聯解體的昨天會成為中國的明天,擔心埃及革命的今天會成為中國的明天,而且還擔心法國大革命的前天,會成為中國的明天。
    法國大革命、蘇聯的解體、埃及的動亂,使今天中國這艘巨輪失去了明確的方向,如果再沿著鄧小平的航向向前,那麼,官場腐敗、兩極分化、環境惡化、人權踐踏和民眾怨氣就會愈來愈嚴重;如果大膽進行政治改革,那麼,擔心法國的前天、蘇聯的昨天和埃及的今天,會成為中國的明天。薄熙來“崇毛”,重新走毛澤東的道路,用毛澤東思想來掃除官場腐敗和兩極分化,似乎就成了沒有辦法的辦法。
   

“崇毛”引發中國社會大分裂


   毛澤東在統一大陸、獨立自主上,對中國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毛澤東只知道像帝王一樣進行統治,只知道蘇聯十月革命道路,毛澤東的道路,在政治體制上,是回复中國“帝制”傳統,在經濟體制上,是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毛澤東獨攬中國大陸大權二十七年,從“暴力土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人民公社化”、“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無一不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
   今天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大不相同了。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中的任何資本主義因素都受到遏制,連“自留地”和“長途販運”的“資本主義尾巴都要割掉。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逐漸資本主義化了,而國家政治制度仍然是專制的。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經過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胡錦濤時期,在三十年時間中逐步形成的。但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並不是當代歐美的資本主義,而是馬克思時代的“老资本主义”,這正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土壤。看一看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期的法国和英国吧。一方面,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法国十九世纪中期的专制政治下,“非政治领域”中声色犬马、充满自由,而今天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农民工的遭遇远比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差得多。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而且是毛澤東思想重新抬頭的最好时机。薄熙來十分聰明,他完全知道,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他要利用鄧小平改革開放造成的嚴重“兩極分化”,舉起毛澤東的旗幟,為自己攫取中國的最高權力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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