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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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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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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家庭教会的道路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等文。作为医生,我写《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等文。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也被消失了。7月中,连2003年3月之后的文章也都被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坚持走家庭教会的道路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
   
   
   
   一: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4月的一天,我到梁惠珍老姊妹(袁相忱牧师的妻子)袁师母家,去看望梁惠珍老姊妹。梁惠珍老姊妹将她写好的“书”送给了我。其实也可说是“书稿”,因为还没有最后定稿,也没有最后确定书名;但是也可以说是“书”,因为印了不少,分别送给很多的主内肢体,希望主内肢体们帮助修改。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的儿子对我说,希望我看后,帮助修改,如果有可能帮助写个东西。我说一定,我一定会写个读后的感想。
   
   回到家后,我用了一周的时间看完了此书。在读的过程之中,当读到一些感人的事情时,我流了眼泪。以前我看过《活祭》,也是写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的。这本书与《活祭》很多地方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是不同的,如在写四九年以前的旧社会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在山东、河北传福音时,这本书内容就很多,也很详细。但是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共同不足的地方,就是“从袁相忱老弟兄1979年出狱后至现在的30年中,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写的不够,远远不够。在这两本书中,不是没有写,也不是写的少,而是写的远远的不够。
   
   如在这两本说中,都没有写在1990年、1991年,如何在政府、警察的强迫下,他们的家庭教会是如何从白塔寺他们的自己家中搬到广渠门外他们大女儿家中的;又如何在政府、警察的强迫下,家庭教会又搬回白塔寺的;这个过程应当写。如何搬到他们大女儿家中,我不知道,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来参加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的家庭教会。但如何搬回白塔寺的,我知道一些,因为我已经来到这个家庭教会参加聚会了,只是那一天的聚会我没有参加。20年后,也就是在我这次去看袁师母梁惠珍老姊妹时,当年在场的一对夫妇正好也来看望梁惠珍老姊妹,他们回忆到:那天他们正在聚会,正在唱赞美诗,突然警察闯了进来,大声说:“不要唱了,这里谁负责”。袁相忱老弟兄站了起来,走向警察,并便走便大声说:“这里我负责,有什么事情,来对我说吧”。那一天的事情应当详细地写出来,可是一点都没有写。
   
   还有,这30年来,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效法耶稣,非常地爱主内肢体,多年来他们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仅就我所知,2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史华美姊妹,即使这个姊妹不在北京住了,回到了上海,梁惠珍老姊妹还是时常给这个姊妹写信、寄钱。还有多次帮助寿梅华教授印属灵的书籍;寿梅华教授十分地爱主,翻译了好几部属灵的书籍,但寿梅华教授自己没有钱来印刷,几次都是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给的钱去印刷。我因信仰的原因2次坐牢,在我坐牢期间和我出狱后,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可以一件都没有写。我知道梁惠珍老姊妹是不愿说、不愿写的,因为圣经上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但是,这是为主做见证,这是教会的工作,即使梁惠珍老姊妹不说、不写,主内肢体们也应当将这些写下来。
   
   读完惠珍老姊妹写的书后,我一直在写读后的感想。可是在写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关于“四九年以前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在山东、河北传福音”的事情,20年来,在理解上,我一直存在困惑。四九年以前的旧社会,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都是出身于社会上层的大户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工作。那时袁相忱老弟兄在远东圣书学院做翻译,每个课时5美元,每日工作半天,薪金每月可以按时足额的领到。我不知道,当年每小时5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在当年5美元能买多少东西,但是即使在今天也是高收入,当年一定是个极高的收入。我们看当年的小说,我们会看到,那时很多警察一个月才6个大洋,很多大户人家的保姆一个月才4、5个大洋。
   
   这个工作收入又高,同时也是在为主做工,在神学院里工作。可是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却放弃了这样的生活,他们到山东、河北的农村去传福音,没有收入,和当地农民一样地生活,有时甚至还不如当地农民。
   
   都是为主做工,为什么,就不能留在北京城里,过好的生活,让母亲、孩子过好的生活;而非要去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农村,使自己和母亲、孩子过十分苦难的生活。对这个问题,20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一直存在着困惑,但是就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有与袁相忱老弟兄、梁惠珍老姊妹进行更深一步的交谈。他们这样做,一定有更深一层的道理,一定有更深一层的主的意思。
   
   现在我要写读后感,而这件事在袁师母梁惠珍老姊妹写的书中占很大的部分,我不能回避;而且困惑了我20年,我也要想明白,写明白,去明白这里面更深一层的道理,更深一层的主的意思。我想,我想不明白,我写不出来,我就没有脸面去见梁惠珍老姊妹。半年多来,我一直在思考,为此我读了很多遍《圣经》的新约部分。经过这半年多的思考,读经,我认为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更深一层道理,更深一层的主的意思,为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我也终于可以有脸面去见梁惠珍老姊妹了。
   
   二、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先行者袁相忱老弟兄
   
   1958年4月19日袁相忱老弟兄被抓进了监狱,被判无期徒刑,很长时期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狱里,零下30多度的时候也要出去干很重的苦。警察还要求他批判自己的信仰,当然袁相忱老弟兄不能,也不会批判自己的信仰,为此被关进长、宽、高都是一米的“小号”里(也称一米号,一种酷刑),一关就是半年,出来时都不会走路。1979年12月21日,坐牢20多年的袁相忱老弟兄出狱了。出狱后,他仍然坚持信仰,开始在自己的家里带领一些主内肢体学习《圣经》。可是说,这些主内肢体在袁相忱家一起学习《圣经》,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或是标志之一。可是说,这个标志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狭义上的)的正式开始,袁相忱老弟兄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先行者。(广义上的中国家庭教会历史很长,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初;广义上的地下教会历史也很长,可以追述到四九年“一解放”)
   
   八十年代是一个“接纳期”、“宽松期”,正如《活祭——主仆袁相忱传》中所写的那样“八十年代初,不论是政府还是三自,对家庭教会还是接纳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这一段较为宽松的时期”。八十年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包括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很少,如1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只有几个教堂,聚会的人数也不多。即使到了1989年2月,我去缸瓦市教堂聚会时,人都坐不满一堂,大多还是老年人,年轻人没有多少。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充满着自信,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越来越少。那时政府不是担心教会太多,而是担心教会太少,担心外国人来了要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八十年代初是动员“旧社会”的老牧师去教堂。
   
   1990年我开始在袁相忱老弟兄的“基督教家庭聚会”中聚会,是的,当时是称为“家庭聚会”,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称为“地下教会”,也没有像21世纪这样称为“家庭教会”。1990年的时候基督教家庭教会就已经不再处于“接纳期”、“宽松期”了,1990年那年我参加袁相忱老弟兄的家庭聚会,那时聚会的地点就已经不在他们在自己家中,而是在他们的大女儿家里。因为之前,他们居住地的警察找过他们,不许他们在自己家中聚会,他们不得不把聚会转移到大女儿家里。
   
   八十年代是“接纳、宽松”的十年,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开始,中国基督徒家庭教会(狭义上的)也从出生,经过婴儿期、幼儿期,开始逐渐地长大,逐渐地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发展的尤其快。在中国,有很多像袁相忱老弟兄这样的老牧师,他们在出狱后,在被平反后,或者说具有了一定的自由后,他们都在积极地为主传福音。在这些基督徒的努力下,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已经有了近千万基督徒。
   
   三、在受逼迫里中国家庭教会以最快的迅速发展了起来
   
   1990年我开始参加袁相忱老弟兄的家庭教会,那时是在他的大女儿家,是在一个高层的楼房里,大女儿家在10层,那年月这样的高层并不多。当时聚会,如同地下工作者,人是分开来,分开走。因电梯中有开电梯的工作人员,怕人家看出来这里有聚会,当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不坐电梯了,而是爬楼梯。在聚会时,也不能大声唱歌,大声祷告,怕人听出来这里有聚会。即使这样,警察还是找上门来不许聚会。为此在大女儿家聚会了不到2年,聚会不得不搬回袁相忱老弟兄位于白塔寺的自己的家中。在白塔寺这里聚会,更不安生,警察多次找上门来不许聚会,也多次将袁相忱老弟兄和梁惠珍老姊妹带走,还有几次是不许他们离开位于温泉的家。
   
   这时我们也开始时常听到一些基督教家庭聚会被打压、被逼迫的事情,尤其是外地农村的家庭教会,如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多义沟村的耶稣家庭。1992年6月18日公安人员用推土机推倒了他们的教堂,拿走了他们的财产,抓走了他们的弟兄姊妹。郑元苏弟兄被判了12年,四十多名弟兄姊妹被关了2年以上,18名女青年基督徒被强行检查了下身。为此我们还曾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过多义沟村耶稣家庭的主内肢体。
   
   1994年1月21日星期一,袁师母(梁惠珍老姊妹)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当天晚上早点到他们家去聚会。平时的聚会不在星期一,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我去的比较早,也就5点多钟,他家像平时聚会那样,摆了一排排的椅子,前边已坐满了人,我坐到中间的座位上。后来的人逐渐将后面的座位坐满,再后来的人只能站在房子外面(其实平时聚会也是这样)。那天来讲道的是美国著名牧师、大布道家葛培理,因此星期一加了这次聚会。袁相忱老弟兄依旧担任翻译,但他和平时有很大的不同,他满脸都是淤血,有的地方还有伤,抹着药水。后来得知,袁相忱老弟兄在约见葛培理的前一天,他在上公共汽车时,有人推他,使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右眉骨上方、下嘴唇都各有一个不小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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