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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李天光:信仰在牺牲与背叛中接受考验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等文。作为医生,我写《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等文。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也被消失了。7月中,连2003年3月之后的文章也都被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附:李天光:信仰在牺牲与背叛中接受考验
   北京渗透镇压「新青年学会」全过程
   中共最高层江泽民罗干直接批示
   
   【世界民意网5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天光编译报导/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2004年4月22日讯:
   
   Beijing crushes a student
   group--Beliefs tested in saga of sacrifice, betrayal)
   
   
   2000年夏的一个周六上午,8位年轻人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间简陋房间相聚,组成一个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讨小组。他们当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刚毕业,都不过30岁。
   
   
   他们当时都是朋友,聚到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愿望,即让自己的国家更美好。午饭后,由7名男士和一名女士组成的这个小组在校园里散步,沿一条绿色湖畔柳荫下认真讨论着国家的问题。
   
   
   两天后,其中一名学生在其大学的横格信纸上记录了当天的活动。
   
   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李宇宙(译音)潦草写道:「我参加了一次「新青年学会」会议。」他记录了聚会时间─8月19日上午10时─和与会者姓名。他描述了他们对政治变革的观点,并称有的人主张「暴力手段。」他补充写道,他的朋友们希望小组活动保密。
   
   
   随后,他将报告交给了国家安全部。
   
   三年半后,研讨小组的4名成员被以颠覆罪判8至10年囚禁。两人获释,但因在警察询问中出卖他人而生活在耻辱之中。李则逃往泰国。
   一天下午,他翻看着他过去写的报告,痛苦地解释起他为甚么要当网民和出卖朋友。
   
   天安门广场屠杀近15年和苏联解体13年后的今天,中共在开展世界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成功的权威主义试验。「新青年学会」的遭遇使人对中共为维持其对权力的独揽而采用的手段和身陷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道义抉择略见一斑。
   
   
   研讨小组的命运还说明中共在运用其生存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时绝不手软的程度,即视一切独立组织为潜在威胁并予以粉碎。
   
   「新青年学会」的8成员从未就政治纲领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他们从未在其它城市建立分支或发展新成员。他们甚至没再召开过全体出席的会议,总是有人太忙。
   
   然而,他们却引起中国两大安全部门的注意。有关他们活动的报告送达中共最高官员,包括负责国内安全的政治局委员罗干。据见过一份概述高级官员就该案所做指示的内部文件的人士说,连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都视该调查为国家最重要的之一。
   
   
   领导层如此重视一个平民小组反映出其对权力的惶恐不安。尽管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自由,但中共还是实现了20年的迅速增长。
   但它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和大众不满,并对学生活动格外紧张。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就是学生运动引发的。
   
   因此,中共迅速铲除「新青年学会」。在铲除的过程中,中共迫使8位年轻人思考他们愿为自己的信仰和朋友做出多大的牺牲。
   
   本报导是根据对「新青年学会」研讨小组成功躲避追捕的4名成员、遭监禁人员的亲朋好友和参加过小组会议的人的采访以及该案法庭上出示的文件编写。
   
   一个论坛的诞生
   
   路坤回忆说,
   当时她正一边在其单间住房外的走道火炉旁做晚饭,一边在唠叨她丈夫杨子立。她丈夫坐在屋内作为结婚礼物的计算机前起草一份他打算粘贴在网络上的关于民主的文章。
   
   她想起当时她是这样告诫他的:「你没必要这样做。凭你所受教育,你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家庭,还有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连套象样的住房还没有呢!」
   
   但杨对她的抱怨不愿多想。陆说:「他告诉我说,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社会进步出力。他决定要站出来。」
   
   她补充说:「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很担心。」
   
   杨子立身材健硕性格外向,有一副充满年轻人朝气、有棱角的脸庞。他不仅是计算机高手,而且在北大求学期间便形成其政治见解。虽说他是机械硕士,但Va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nd Samuel P.
   Huntington等思想家的著作也没少读并深受激励。他贫穷的农民父母不得不将其其它兄弟交人收养,作为家中长子的他特别关心农村贫困,常到农村调查当地党官滥用职权的现象。
   
   
   1998年毕业后,杨找到一份编程员的工作,并设立一个颇受欢迎的网址,取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他在该网址上发表谴责中共和主张民主改革的檄文。他写道:「我是自由派人士。我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
   
   
   秀发垂肩目光忧郁的路坤是一名杂志编辑,她从不阅读她丈夫的文章和诗篇。她渴望宁静的生活,常敦促丈夫学学自己的同学们,追名逐利,早过小康。杨却不愿苟同。
   
   相反,他找到一伙朋友,同他一样,关心被新兴经济遗弃的人们。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不久,如他一般,从其它省份来京读书,平时愿意谈论如何能改变中国和帮助不幸的人们。
   
   
   当一些朋友提议建立俱乐部作为讨论场所时,杨毫不犹豫地便加入进来。他们以中国著名的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名称为该俱乐部命名为「新青年学会」。当时就是学生和知识份子热烈讨论1911年最后一代皇帝下台后中国的未来走向。
   
   
   张燕华(译音)是一位语气温和的研究生,在附近城市天津担任公务员。他专程花两个小时前来北京参加小组讨论会。他回忆说:「我们就是不甘平庸。我们要为社会做点甚么。」
   他们在不同的大学校园、宿舍、教室或干脆在露天举行聚会。
   他们欢迎朋友、同学们加入进来。有时他们会边喝茶或吃饭边聊,但一般他们都是坐那聊,一聊就是数小时,话题包括政府腐败、下岗工人境遇或农民家庭的税务负担等。
   
   范而军(译音)是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粗密的北航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他说:「我们对我们这代人的冷漠谈论很多。我们感觉,其它年轻人过于追求物质,不考虑该做的事。」
   
   
   他们时常意见不一,例如,相互辩论着政治变革到底是应该始于党内还是党外,何时采用选举制为适宜等等。但他们都认为,中国人民在痛苦中,中共对言论的限制阻止了人们讨论紧迫问题,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当时28岁的杨是俱乐部中年纪最大的,也是小组中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主张者。与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他的朋友26岁的徐伟。身材较高带有书生气徐是报社记者,同时他也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中共党员。他俩是俱乐部中最成熟、最有修养的成员,徐当选为组长。
   
   
   另外还有4名成员。
   
   张宏海,27岁,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脸上常带友好的微笑,但却是小组中情绪最易激动的一员,最易提高嗓门或口吐脏话。
   
   靳海科,24岁,范的高中同学,一头浓密的黑发,穿着随便,是最外向的成员。他被指派负责发表成员的文章,因为他可以在其工作的网络公司利用计算机上网。
   
   身材矮小的大四学生黄海霞是小组中唯一的女性。22岁的她也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黄很敏感,时常在恶梦中看到儿童沿街乞讨。
   
   最后是李宇宙。
   
   征招特务
   
   李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触他时是大三学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机叫了起来,屏幕上闪出他不认识的号码。他回话时,对方是个男士,自称是国安部官员,并问李能否到城里一家饭店与其见面。
   
   
   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学正因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而民怨沸腾。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是误炸。李也参加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他确信他没做甚么错事,也就同意了与该特工见面。
   
   
   时年27岁的李,宽肩膀,方脸庞,寸头;他回忆说:「我认为没甚么大不了的。我当时甚么也不怕。我甚至还有些好奇,因为国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难测。 」
   
   两名男士在饭店前厅与他见面,并对他前来表示了谢意。他回忆道,两人都很年轻,30来岁,他们解释说在调查一名无业教师,称该教师在大学校园散发措辞严厉的讲稿,既谴责美国,也攻击中共懦弱无能。
   
   
   李知道他们是在说谁,就帮助了他们,因为他认为那个人可能很危险。
   
   但是特工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开始问他有关校园内的情况和学生如何看待各类问题。李还是同意帮助他们。
   
   他说:「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像他们在搞民调,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
   
   李说,他每隔2、3周便同他们见一次面。特工会问他学生们如何看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和北京申办2008年夏奥运。他们还会问如果江泽民决定不退学生会做何反应。李后来说,帮助国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个,但他从未与其它人见过面。
   那两名特工告诉他国安部内有一个专责监督大学的司,并称他二人仅负责人民大学。
   
   然而,李似乎成为国安部有关学生活动的最佳消息来源之一。他说,政府开始每月向他支付约值60到75美元的津贴,并要求他呈交书面报告。他说,数月后,国安部向他索要个人简历,决定待他毕业后招其为全职特工。
   
   
   从许多角度来讲,国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广,因为他经营一家网络咖啡厅并协助发起一个学生组织。他本人似乎对干特工也满感兴趣。他在一个贫困的乡村长大,从小梦想当警察,时常听到他父亲在抱怨毛泽东搞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认为在国家安全部某一份职是纠正此种不公正的机会。
   
   
   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变革,他希望从内部推动改革。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好。我知道这是个政治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独裁制。」
   
   当他遇到杨子立和另外几人时,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们的理想和决心,几乎每周都与他们见面。他说:「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们志同道合。」
   
   但当国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消息时, 他答应了。他说, 在他为国安部书写的30几份报告中, 有4到5份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和他们一道成立的小组。
   
   李自认为, 小组当中有人在国安内部盯捎更好些。他想, 如果他不干了, 那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将引起他的朋友们被注意。而由他自己来调查他们,
   他还可以保护他们。
   
   李说,无论怎样, 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带来甚么不好。他说, 杨和其它几位毕竟没有在干坏事。
   
   麻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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