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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因为必须立法是出于实际,而法是否最大限度的有效是据于真际。因人的存在是实际----既存在了就不能不往下存在,往下存在就是实际。实际直接就是实践,而实践又直接就是存在的延伸。因此可以说“行”先于“知”。存在在先,存在遇到了困难才迫使人们去求知。“知”才能构成为一独立的领域。因而是实际的行提出了对秩序的要求,从而才有立法。最初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立法只能是看到哪,立到哪。依据的是直观,这就是“打天下,坐天下”这个观念的来历。因为只依靠直观的人尚不能洞悉“天下”不是因为打才有,而是先于人的经验早就有之,乃是天之然。越是古远,人工立的法的有效性犹越是狭窄,直接,具体。随着人类认识的扩展,视野便越深邃越宏观越间接越普遍,立法所依据的根据便越逼近第一原则,越逼近普遍。
   


   必须立法是由实际提出的,即是实践之必然。普遍有效的立法却只由“知”才能达到,只有知识才能把握到先经验的原则,而经验只能保证脚下。
   
   
   为现代立法发现并奠定了根据第一原则的是英人洛克(1632--1704),他用20年的时光写了《人类理解论》,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这个原则,可以说这便是第一原则了。我说的“第一原则”即初始的,不可抗而有的,人力所望尘莫及的。他说的这个“生”是自然事态,即事物的最初存在。试问,我们还能从生命的存在之初再往前追往前还原吗?不能!因而任何事物的最初存在就包含了它往下存在的毋庸质疑的合法性。没有人是由自己要求存在的,却不能不存在,你怎么推演,怎么还原也找不到拒绝它往下存在的理由。所以所谓合法性就是存在的不可抗拒性,或不能避免性。在不可避免的“生”里,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生命独立就是平等与自由。所谓平等、自由,所捍卫的不就是生命的独立性吗?因为独立性来自天赋,人又有什么理由去限制或改变天赋?这里已追到了事情的最初始,再也无从前追了,所以说它是不能怀疑、不可动摇的根据,即我说的第一原则。
   
   
   美国的《独立宣言》与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基于了这一原则,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社会是理性的产物,是预先计划与选择的,但人的存在却是天之秉赋,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及,人没有办法让它不如此,不这样。所以那可以预先的计划或选择就必须基于这天的秉赋,不得动摇天的秉赋。这两部文献都是基于自然权论,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社会的目的是人的共同幸福,主权在民”这些出于第一根据的原则。
   
   
   无论人有多少性质,是先天秉授还是后天习得,都在生命是个体的独立的以内。都在不可抗拒的天赋以内,所以凡由第一原则即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为根据完成的立法,其有效性既普遍又持久。
   
   须知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自然界的物种又怎么能不服从自然的力律呢?所以才说:法出自然。
   
   而由人立的法并不是由自然力不可避的秉授的,而是主观地选择的。那就要根据着自然的规律去选择,以免在实践中与自然规律发生冲突。别忘了,如反革命、右派、异见人士、敌对势力……等等,这些罪名都只是由一能主宰的意志强行设定的,并不能还原到客观世界中去,但盗窃、投毒、贪汅、强奸……却都能还原到客观世界中,能看到具有客观性的侵犯。而但凡意志都总以自己为轴心,其运用是向外辐射的,因而以上这些罪名并非是客观上有罪,而是那主宰的主体以自己利害为标准设定的一种主观强加,得不出客观上具有侵犯性的证明。这仍旧是因视野的狭窄、直观所造成的一种局限,是完全的臆断。别忘了那被主体咒骂为“反革命、右派、异见人士、敌对势力”者,也是主体,以他的意志来看呢?则邓屠、江三、胡四、习五都是土匪恶霸。
   
   从人的经验上看,指责反革命、敌对分子是故意仇视,可从客体物种玄场上看呢?意识本是后天习得,各个人得各个人的,各个人的存在环境本就不同,个别的意识怎么可能共同呢?所以社会意识间的冲实,根本与人无关,那是自然规律作用人的结果。实际冲突的是制度、立法与自然规律的不相容。人的意识只是外在表现。
   
   
   而共产党、共产主义之所以造成人类灾难,就因它所根据的不是第一原则,不是天命的、不可抗性的根据,而只是少数人的主观强加。因为中国的制度、立法的不合法,才导致到官员的普遍的违法,因为近水楼台者必然先得月,权力的操持者必然的先得利。中国问题不是拍蝇打虎就能解决的,只有让政权合法才能解决。如胡四、习五这些俗人的智慧达不到对合法性的理解,他们只能越整越乱,因为中国的问题已是动任何一角落都全身晃,不换政权是绝对不行的。
(2013/12/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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