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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寒:直书信史在民间


   —— 读《百年不风流: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论文集》
   
   作者:楚寒
   

   
   
楚寒:直书信史在民间

   
楚寒:直书信史在民间

   
   【盛雪注:“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于2011年2月27日及28日在旧金山(亦称三藩市)举办。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年2月28日是祖父臧启芳仙逝五十周年。
   
   会后将各主讲人精彩演讲及提交论文,并祖父史料和纪念文章等分别结集成《百年不风流》、《千古人传颂》两书。
   
   如购两书,请与我联系。
   
   任单一本,书款美金20元,另付邮资。(地区不同,邮资不等,请来函查核)
   两本同购,书款合计美金30元,另付邮资。
   
   联系电邮地址:[email protected]
   *************************************************************
   
   亡灵啊,我为什么想起你,为什么
   拖起抛泊在时间中的思绪的锚链
   从中偷取无谓的回忆?你
   弃世而去,你的姓名失去意义;
   但仍有什么东西,它张口
   对着空间的港口冲击、碰撞、哭诉,
   向世人宣告它的愤怒。
   
   
   你把脸贴在无言的玻璃窗上
   痛苦地说话,是喊我吗,阴魂?
   大声点,敲窗户,喊出你的名字!
   
   
   ——[澳大利亚]肯尼斯•斯莱塞《五次钟声》
   
   
楚寒:直书信史在民间

   1938年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攝於武漢市.
   
    他们是一群元气充沛的人物,他们是一众卓尔不群的英灵,他们的人生奇崛精采而又历尽磨难。一百年前,当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来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他们接连登场亮相时代舞台,致力于推进古老民族的革除旧弊、开创新制,有如一颗颗眩目的晨星,在夜空翩然闪烁。在那段风云振荡、思潮迸涌的年月,这一个个坦荡荡的身躯昂起额颅,站在时代的前台发出呼声:自由,民主,人权,和平,法治,宪政,现代教育,学术自由……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活出了人的尊严,他们以自己的行迹昭显了生命的价值,并且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民国时代——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种颖脱挺秀、昂然自若的生命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叶拔帜易帜之后的中国大陆几乎杳无踪影、几成绝响了。更令人沮丧的是,自上个世纪中叶以降在全能政治的阴霾笼罩之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言行事功,也随着民国早期那段历史的被淡化、被遮蔽、被扭曲、被改篡,而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让后代几乎茫无所知了。
   
    一百年后,在遥远的西方,在太平洋的彼岸,当时光来到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活动家齐聚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旧金山,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大型学术会议,去重新审视历史,讲述和品评一个个埋藏于历史深处的辛亥百年早期人物的故事。在这场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经由与会人士对历史资料的挖掘、钩稽,一些少有人知的历史故事从地底浮出地表,一批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民国人物一一清晰地浮现出来,他们是:清末民初女界领袖及女权活动家唐群英、浙江温州籍的同盟会五位义士(周李光、张云雷、黄式苏、蒋叔南、张翰庭)、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学者及政治活动家张君劢、民国早期的宪政救国倡导者张耀曾、参与民国法治体系擘划的法理学家吴经熊、文革中惨遭迫害而自杀的沪上名医严苍山、屡建奇功的国民政府抗日名将阙汉骞、同盟会创会会员及民国法治领域的践行者李肇甫、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弃尸荒山的辛亥老人阮蘅伯、51位因参与辛亥革命被捕入狱而后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饶辅廷、陈甫仁、王灿登、黄忠炳、胡应升、李祖思等),以及本次研讨会的核心人物、集众学于一身的民国教育家臧启芳……
   
楚寒:直书信史在民间

   1942年东大迁川时在三台县举行校运会,摄于主席台前
   
    这群民国人物在清末民初至一九四九年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期间,各自在自己所从事和追求的事业上颇有一番建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动荡的时局中推动了时代的进步。翻开他们的人生履历,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其一是,在民国时期,他们大多有留学日本或美国(个别留学欧洲)的经历;其二是,他们大多要么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要么直接就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公职,甚至出任要职。在一九四九年国祚鼎革之后的中国大陆,这两个特征均是严重的“政治污点”,足以让他们被剔除出“人民”的队伍,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唾弃,直至被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当代中国历史叙述所漠视和弃忘了。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是一次抢救历史的行动,这是一次后人向民族先贤致敬的集体纪念活动,尽管是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尽管,这份早该有的纪念已时隔了漫长的一甲子岁月。作为这次旧金山学术会议的研究成果结晶,大会在会后出版了《百年不风流: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论文集》(联合作家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书,与会学者陈奎德就此次学术会议和该书的主旨表示:“这一百年,同时也是大洪荒时代,特别是其后的六十年,众多卓绝风华的人物,被滔滔洪荒吞没了,剩下一些垃圾在水面漂浮。打捞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无法躲避幸存者的责任——彰显那些逝去的精灵。因为他们已经不能为自己伸张正义了。”是的,通过后来一群有识之士细心且智慧的努力,穿透时空的雾翳,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之间,那些远逝的民国人物终于从长期消失的历史页码中走了出来,而以他们鲜明的本真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是在今年三月下旬收到友人寄来的这本书的。从邮局取到这本厚厚的文集时,当下就顺手翻了翻,看到书里头有我所感兴趣的史料,不由心头一阵欣喜,可转瞬间又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思绪翻腾,不能自已。封面上醒目的黑体“百年”二字,看起来轻若鸿毛,实际上却重于泰山。回首辛亥革命以来的一部百年中国历史,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演了一场接着一场的动荡和灾难,尤其是,这期间那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红色革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专权至上的全能政体体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举世罕见的苦难和连绵不绝的人权灾难。但令人痛心的是,这部百年中国现代史的真相并没有被妥当地保存下来,反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或掩盖或淡化、或歪曲或设为言禁,导致这片土地成为一个“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所幸在这种普遍失陷的人文环境之中,还有一些有尊严感且不甘沉默的思考者、书写者和言说者,在竭智尽力地倡导“生活在真实中”,并且怀揣着一份历史责任感去挖掘历史,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真相。作为一场大型学术会议研究成果的《百年不风流》一书,即是这样的一份明证。我想,这些言说者们的努力,就像是黑暗中点燃的一支支微细的蜡烛,尽管它们发出的光看起来是那么的微弱,甚至有可能随时会被大风吹灭,但有了这些微弱的光,至少黑暗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笼罩大地。
   
    后来回到家中,我又通读了这本书,书中有些章节反复读了不下两三遍。依我的一孔之见,我觉得《百年不风流》一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书中挖掘出了一批鲜为人知的民国历史人物。譬如,人称“唐大姐”的晚清民初一代女杰、民国早期女权运动的领袖唐群英。提到清末民初的巾帼英雄,人们往往会想到秋瑾、何香凝、陈璧君、方君瑛、林宗素、沈佩贞等女革命志士或妇女运动领袖,却很少有人听说过唐群英的名字。我也是孤陋寡闻得很,在接触这本书之前,也从未听说过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位女中豪杰。
   
    出生于湖南衡山县的唐群英27岁时女儿夭折,丈夫去世,当她得知好友秋瑾赴日留学后,她毅然打破当时寡妇在夫家守节的传统,离开夫家,东渡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唐群英加入了同盟会而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随后她发起成立留日女学生会,在留学日本的女学生中间宣传革命;后来她回国在湖南、江西等地,策划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辛亥年间她筹组女子后援会,向各界募集钱物以支持民军发动的武昌起义;她在光复南京一役中立下战功,在南京临时政府举办的庆功会上,孙中山称赞她“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她二等嘉禾章以示嘉奖。民国成立后,唐群英积极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无“男女平等”的条文,她遂在南京发起、筹组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提出“女子参政为民国所必需”,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她五次向南京临时参政院呈递《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同时起草了包括“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在内共11条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通告全国。袁氏当政后,唐群英继续致力于女权运动,创建女校,创办女子报纸,抨击政府“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的举措,筹划召开女界联合会议。这一系列勇敢大胆的举动遭到袁世凯的忌恨,其后袁氏下令取缔她所创建的女权组织,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她。
   
    唐群英长期从事的女子参政运动,被国际争取妇女参政权组织赞誉为“在东方作第一声惊人之鸣”。这场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她在民国初期的暗夜里发出了妇女权利的先声,抨击时弊谬说,呼吁男女平等,争取女子权益,为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开了先河。
   
    又譬如,在中华民国百年法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学家吴经熊。提到这个名字让我实在有点汗颜,我的专业是法学,在法学领域,法理学(法哲学)是我较为喜爱的一门学科,但在此前,我对这位近代中国重要的法理学家却所知甚少,只是在读了《百年不风流》一书之后,才去专门查找有关吴经熊的资料文献,阅读他的著作文章,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
   
    这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民国学术界奇才,也是一位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和法学界颇有影响的天主教徒学者。出生于晚清浙江宁波的吴经熊,幼年时既接受了四书五经的传统启蒙教育,又学习了英文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1920年,他毕业于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重镇——东吴大学法科,随后向往西学的他远赴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前往欧洲法、德等国游学,在几所大学从事哲学和法学的研究。1924年,在欧美多所著名高校求学之后,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打算回国服务,他对国内正呈风起云涌之势的国民革命满怀期待,视之为“世界上最古老民族的再生”,并坚信中国将要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在写给美国法学家、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信中,他自许要“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于是在回国后,他陆续到大学任教,出任上海特别市法院法官,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四处讲学,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大量的中英文著作和文章,其学术立场前期结合了美国唯实主义法理学和新康德主义法理学,后期发扬了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法理学学说,从而创造了属于“吴经熊法理学”的学术体系;并且,他还翻译和推介了一批欧美法学大家的著作学说,为尚属初创时期的民国法学界打开了新的视野,他本人则成了民国早期国内和欧美法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回顾这一经历,台湾学者曾建元称誉他为“早慧的世界级法理学家”。吴经熊不仅是一位书斋型的学者,也是一位贴紧时代脉搏的立法者。在民国时期启动的“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他先后以司法部参事、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参与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首个现代法律体系——六法体系——的起草工作,比如《民法(中华民国)》,又比如被称为“吴氏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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