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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实录》成书考


   《满洲实录》成书考

   影印《满洲实录》八卷,1930年出版,37.3×23.3cm
   
   一、《满洲实录》的现存版本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族先世源流及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事迹的官书。流传至今的努尔哈赤实录比较特殊,不仅有一部《太祖武皇帝实录》,一部《太祖高皇帝实录》,而且还有一部《满洲实录》,同一皇帝而有三种实录,这在流传下来的历朝实录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更为特殊的是,《满洲实录》竟然有插图,也与历朝官修实录体例不符。
   
   中华书局《清实录》影印说明中说:“《满洲实录》共有四部。这部书每页分成三栏,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有图。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第二、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第四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部实录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上书房本,今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①中华书局以“上书房本”为底本影印的《满洲实录》共八卷,每页分上、中、下三栏,上为满文,中为汉文,下为蒙文。汉文每页八行,行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不等,从左至右书写,与传统中文书写方式相反。全书共有插图83幅,每幅图占据一页、二页、三页、四页不等。全书共计单页图9幅,双页图70幅,三页图1幅,四页图3幅,共164页有图。每幅图左侧有图题,亦分别用满、汉、蒙文书写。
   
   另据学者程大鲲文章,可知辽宁省档案馆藏有《满洲实录》两部。一部是满、汉、蒙三体文字合璧写本并附有插图,另一部是满汉两体文字合璧写本,无插图。这两部书原藏于盛京故宫(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崇谟阁曾在1905年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现并予以介绍。1930年辽宁通志馆影印出版了插图本之后这个本子就不知所踪,现在重新又被学者发现。插图本《满洲实录》“正文同样分为三栏,内容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叙述,遇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及被其追尊为肇、兴景、显四祖皇帝之名时空白并加贴黄签,以示避讳。正文每页八行,版口为白口单鱼尾。每段正文前附有丰富且精美插图,插图有满汉、蒙三种文字的图名。全书共有插图83幅其中第一册有插图13幅,第二册有17幅,第三册有14幅,第四册有5幅,第五册有1幅,第六册有10幅,第七册有8幅,第八册有3幅”②,将以上描述的情况与中华书局影印本对照,二者的版本特征完全一致。《满洲实录》书后有清高宗(1711—1799)《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诗注有云:“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③因此有充足理由断定,两书同出一源,一为“上书房本”,一为“盛京本”,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二者并存于世间。
   
   清代制度,每部实录告成后,例须缮写五份,分藏大内、皇史宬、内阁和盛京四处,依
   装潢及开本大小,分为大红绫本两部、小红绫本两部、小黄绫本一部。每部实录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缮写,藏盛京者则只缮满文、汉文,不缮蒙文。《满洲实录》有所不同,现存的两部有插图本均为黄绫本,红绫本则未见著录。此外,《满洲实录》是满、汉、蒙三文合璧本,也不同于其他实录是三种文字单行本。辽宁档案馆藏另外一部无插图本《满洲实录》只有满、汉二文,似乎遵循藏盛京者只缮满文、汉文的惯例,但是这一部也以黄绫为封面。因此在庋藏制度上,《满洲实录》也很有特殊之处。
   《满洲实录》成书考

   二、《满洲实录》插图的来历
   
   插图虽然有悠久历史,但是向来被汉人士大夫认为俚俗不经,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修实录中了。《满洲实录》之所以有插图,与满洲统治者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④努尔哈赤精通女真蒙古、汉等民族语言,很喜欢读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末的章回小说一般都有木刻版画,艺术水准很高,正如郑振铎所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人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⑤比如《三国志》有万历二十年(1592)建安版《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⑥内有狭长型的上图下文;还有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其特点是双版大幅的插图,人物大型,图的两旁有内容提要的联语”⑦;《水浒传》则有万历间苏派木刻画家所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共有二百幅插图。⑧这些插图特别是那些描绘战争场面的插图,对于一个经常打仗的民族来说,更是印象深刻。此外,满洲其他贵族未必和努尔哈赤一样精通汉文,他们熟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方式只能通过他人讲述和观看插图,因此,插图在满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要用图像来描绘、歌颂乃至纪念先祖的战绩了。
   
   《满洲实录》的插图虽为手绘,没有刻板,但是这些图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跟小说的木刻版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受明末木刻版画的影响很大。五代以来的早期小说版画刊刻形式
   最为常见的是上图下文,宋元时期运用较为普遍,明代建阳书坊尤其偏爱上图下文,如上文提到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这种刊刻形式在建本小说中随处可见。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小说插图的刊刻形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单面整幅插图或双面相连样式的插图,如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以及上文提到的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等。而《满洲实录》的插图正是采用了这一时期流行的单面大幅、双面大幅相连的绘图形式,甚至还出现三面、四面大幅相连的形式。这些大幅相连的图画采用全景式的构图,在二至四个幅面上充分表现出战役的规模与全貌。《满洲实录》的83幅图中,数量最多的是双面大幅相连图,共70幅;其次是单面大幅图,共9幅;再其次是四面大幅图,共3幅;最少的是三面大幅图,仅1幅。
   
   这些图绘于天聪朝,《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⑨由于太祖之称是崇德年间才有,因此图册最初的名称必不是“太祖实录战图”。根据《旧满洲档》的《天聪九年档》八月八日条满文的翻译,绘图一事是这样记述的:“当天,淑勒汗委任张俭、张应魁二画匠,按照记述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描绘成图画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奖赏张俭一对人,牛一头。赏张应魁一对人。”⑩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太祖”最早的称谓是“先祖英明汗”,而且图画的绘制也和“实录”无关,是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所绘制的。“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的满文罗马音译为nenehe genggiyen han i yabuha kooli bithe,“太祖实录战图”的满文罗马音译为taidzuhuwangdi i yargiyan kooli afara nirugan,日本学者松村润认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应是指额尔德尼和库尔缠编纂的满文本太祖纪”。(11)
   张俭、张应魁是两位汉人画工,生平史无详载。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从二人所获赏赐厚薄上看,张俭或是地位较高,或是年龄较长,或是对图册的贡献较大。郑振铎在谈到明末画工时说,“他们的工作,是家庭的手工业。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子以是传之孙,世代相继,专务此业”。(12)张俭和张应魁有可能是亲属关系。此外,《太宗文皇帝实录》又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书成,清太宗命令礼部官设宴于内国史院,宴修纂各官,内有“梁正大、张应奎各受银三十两”,(13)学者认为此张应奎即为张应魁,“奎、魁之别,盖由满文转译汉字时只记音写造成,此类例证,清代多有,无足怪”,(14)在《旧满洲档》中,张应魁与张应奎的满文罗马音译均为jang ing kui,(15)可见确为一人。但是,张应魁天聪九年已受赏,此时为何再受赏?与他曾一同受赏的张俭此时身在何处?《太祖武皇帝实录》并无配图,要画工又有何用?梁正大为何人,为何与张应奎同受赏?三十两银的赏额列倒数二等,只高于笔帖式的二十两,如为画图,不至于赏额如此之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因此,即使张应奎即为张应魁,还是有不少疑问待解决。
   
   图册出现后大约一年又三个月,就诞生了文字的实录,可见文字工作早已开始。从逻辑上讲,绘图的工作仿佛应该算做修实录的一部分。但是,从开始编纂直到后来实录修成进呈的文献记载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开始编纂的时间,根据学者考证,是始于天聪七年(1633)十月清太宗下谕:“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讹之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乎?”(16)而编修的动议来自于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房秀才汉人杨方兴的上奏,奏书说:“一、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17)这段文字提到了纂修满、汉两文实录,重点是汉文实录的纂修,并没有提到插图的事情。实录历经三年修成,修成后的实录除满、汉两文外,又增添了蒙文。
   
   《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崇德元年(1636)实录进呈之事:“(十一月乙卯,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进呈。设大驾卤簿。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各官,左右序立。上御崇政殿。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希福捧蒙古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帖式等上表进呈。礼部官受表文,于御前跪读。表云: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率内院满洲蒙古、汉人官员,稽首顿首,谨奏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等钦奉上谕,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谨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书。……”(18)从这段文字来看,场面不可谓不隆重,但是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前不久已经完成的图册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三种文字的实录各自独立,而非三种文字同在一页的合璧版;二图画不是为修实录而绘,而是独自成立的纪念努尔哈赤功绩的图册;三、即使这些图画是为修实录而绘,但是绘好后,并没有当做实录的“插图”,放置在满、汉、蒙三部实录的任何一部当中。由实录修纂的正规机构和人员配置来看,实录的修纂制度已臻完备,修纂人员恐怕早已明了实录作为官书,在体例上是不可以配图的。这部最早修纂的努尔哈赤实录,据《旧满洲档》,初名为《太祖太后实录》。顺治朝重修时更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康熙年间重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因太祖谥号由“武”变为“高”,故定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又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成为定本可见,在《满洲实录》出现之前,绘图一直独立存在,和努尔哈赤的文字实录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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