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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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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杨绍刚律师呼为宗教领袖平反!

郑恩宠点评:
    上海杨绍刚律师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平反,奔走、鼓与呼!非常值得敬佩,杨律师还敢于接受外媒的采访,在海外网上发文,这不是今天中国一个普通律师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维权律师能顶得住压力的。
    我曾经在杨律师任主任的上海九汇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我入狱之后,杨律师并没有落井下石,至今还为我鼓与呼。杨律师还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的身份,能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杨律师还是一个与我同样的中国基督徒加律师。
    中共建政后,将不参加三自会的基督教宗教领袖打成反革命,至今未平反。中国有宗教,但没有教派自由,这不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全球的基督教有200万以上的教派,中国大陆只有基督教一个教派,即所谓的三自联合派。台湾与上海人口相当,基督教至少有五百以上教派。
    中国的维权律师,能为真正的宗教自由呼吁,能为至今未平反的宗教领袖鼓与呼,我希望各界更多对他们理解、支持和鼓励,中国的未来缺少不了这一批大写的人。

    转载来源:参与首发
    杨绍刚律师: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应立即平反
   [日期:2013-12-29] 来源:参与 作者:杨绍刚律师
   (参与2013年12月29日讯)上海绍刚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王天铎(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离任参事,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殷蔚芷的委托,要求为其父亲王明道反革命一案进行申诉平反,特指派杨绍刚律师作为该申诉案件的代理人。由于1996年初,王天铎曾委托杨绍刚律师为其父王明道反革命案代理申诉,杨绍刚律师曾为此案赴北京查阅了全部案卷,阅读了《天风》杂志有关批判王明道的大部分文章以及王明道的部分著作。因此对本案的全过程比较清楚的了解。虽然当初由于有关司法部门思想认识的局限,因此,王明道反革命一案的申诉被北京市高院驳回。但从目前的法律视角透析该案,无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难以构成,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上的一大错案、冤案。
   
   
   
    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当初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极左思潮所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形成。正如1980年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复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给中央的报告所述:“没有事实说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于错案错判。”
   
   
   
    同样如此,没有事实可以说明以王明道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王明道进行了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王明道和其妻子刘景文都不是反革命分子。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更是子虚乌有,是一件天大的冤案、错案。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对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和甄别,应该说是时候了。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不同于一般反革命案件。王明道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上系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人称王明道是中国基督教三大巨人之一,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在当年基督教界的深远影响,不亚于胡凤反革命集团案。据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称:“1955年底共破获教会中的反革命案件14件,严重打击了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由此可见,当时对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重视程度。从而引发了宗教界的肃反运动,在全国各地逮捕了不少所谓王明道分子的牧师、传道人和基督徒。
   
   
   
    王明道和其妻刘景文于1955年8月7日因反革命罪被捕,1956年9月29日释放。时隔近一年半,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和其妻刘景文再次因反革命罪被捕。1963年7月18日,羁押五年多之后,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61)中刑反字第548号刑事判决王明道无期徒刑,刘景文有期徒刑15年。属于王明道的房屋15间予以没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明道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院于1963年9月1日驳回王明道的上诉,维持原判。王明道先后在北京和在山西劳改煤矿荫营监狱服刑,备受磨难和摧残,前后坐牢23年之久。1979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79)晋法刑二清自第324号裁定书,裁定王明道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一年,免予剥夺政治权利,提前释放,没收的房屋只字不提。当监狱向王明道宣布上述裁定并释放时,王明道表示坚决不出狱,务必将他的反革命问题搞清楚,不留尾巴,还其清白,辨明是非后才出监狱。可在监狱当局的诱骗下,王明道出了监狱大门,再也回不了监狱。当年两次抓其入狱,现在王明道要求不出狱却难矣。出狱后,王明道对自己定性为反革命一直不服,拟向时任最高院院长江华致函申诉,诉其冤情,要求平反昭雪。由于其妻的劝阻,因此申诉函一直未能及时发出。由于平反未能如愿,因此,王明道的申诉函件以及遗稿,近日已由香港基道出版社汇集出版。王明道出狱后,疾笔奋书,留下不少在狱中的珍贵资料。由于患严重眼疾,最终双目失明,在其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要求对其反革命一案予以昭雪,但终未能如其所愿。1991年王明道含冤离世。次年其妻刘景文去世。双双怀着遗恨奔向天国。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在国内外基督教界造成一定反响,那么王明道是否构成反革命罪呢?我们以“事实”和“法律的视角”加以透析,以还其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客观事实。
   
   
   
    按照当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以下挑拨、煽动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煽动群众抵抗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实施者;(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按照上述《条例》规定,王明道无反革命目的,显然不属于反革命,更谈不上情节重大者。那么我们看王明道是否具有反革命情节?有哪些行为触犯了上述《条例》?
   
   
   
   
   
   一、不参加“三自”,成为王明道的主要反革命罪状。
   
   
    一审判决认定王明道:“当基督教徒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后,被告王明道、刘景文极力反对并进行破坏”。
   
   
   
    王明道究竟怎么破坏呢?判决认定两被告利用“聚会布道”和书写反动文章的手段诬蔑“三自爱国运动”,攻击和谩骂“三自爱国”的领导人。被告刘景文利用教会聚会之机,宣读王明道所写的反动文章,以鼓动教徒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政府法令及政治运动。积极煽动和挑拨教徒与政府对抗”“坚持反对立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归纳起来,就是王明道本人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还鼓励教徒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反对和诬蔑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人。这就是破坏政府法令,就是破坏政治运动,就是反革命破坏活动。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成立时名为三自革新运动,以下简称三自)是基督教徒发起和组织的的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在基督教教会内贯彻自治、自传、自养,从而摆脱外国教会的干预。该组织的宗旨本无可非议,但由于“三自”是基督徒组织的群众团体,因此作为群众团体参加与否本应属于自愿性质,没有任何法律、法令规定教会必须参加“三自”组织,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参加“三自”组织就是触犯刑律。王明道在其主编的《灵食季刊》上阐述了自己对“三自”的看法以及对“三自”某些领导人的观点进行争辩,认为他所属的基督徒会堂完全属于“自立”的宗教团体,和任何外国教会无任何瓜葛,已经是自治、自传、自养性质。因此王明道拒绝参加“三自”组织。这本来是思想认识问题,无可非议,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怎么能说是破坏政府政策法令及政治运动呢?不参加“三自”就是破坏政府法令,就是反革命吗?这种认识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其次,王明道对“三自”组织的领导人有看法,认为他们是不信派,认为他们是隐藏在基督教内要消灭基督教的人。甚至语言犀利、嘲讽、挖苦等,显然,王明道对“三自”领导人以及积极参加“三自”的教徒是不够尊重的,言辞过激,不够理智。但不论王明道对“三自”领导人的看法是否正确,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认识问题,谈不上是犯罪。作为基督教界神职人员的思想争辩和神学学术的争鸣问题,并非政治问题,更不应该提高到“革命”和“反革命”的敌我矛盾的政治高度来界定。绝不能认为对“三自”领导人的看法和争辩就是攻击和谩骂领导人,就是对抗政府,就是反革命。“三自”领导人不等于政府,政府也不应卷入“教派之争”。
   
   
   
    同时,作为“三自”领导人利用“三自”机关刊物《天风》杂志,也不敢示后,对王明道也同样不够尊重,展开了铺天盖地,大张旗鼓地一系列人身攻击,唇枪舌剑,大加鞑伐。
   
   
   
    1955年,《天风》杂志连篇累牍地展开了对王明道的批判,发展到对王明道的控诉。有不少地方教会甚至集会揭发、控诉、批判。什么“帝国主义的走狗”“一贯诬蔑、咒骂党和政府,仇视新社会,公然为美帝、蒋匪即反革命分子祷告”,“破坏总路线,诬蔑工人阶级”,“反对宪法、兵役法、为美帝侵朝辩护”,“有组织、有策略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等,政治大帽子漫天飞舞,其火力绝不亚于王明道。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辩论,已经从神学观点的争论引向政治斗争范畴,政治上无限上纲,欲置王明道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剑拔弩张,硝烟弥漫。这是对王明道定性为反革命的前奏,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呢?将一场基督教界神学思想的争辩和内部文字交锋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是谁引起的呢?是谁在幕后起着关键作用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声势之大,来势之猛并不亚于当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三自”一方无疑是强势,是政府积极支持的宗教团体。作为王明道一方无疑是处于弱势。完全失之以衡,正像当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样,一场文艺界的学术争论演变成了政治斗争,其批判的材料断章取义,经过层层筛选,编者手握天朝御权,字字的“编者按”犹如“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句句的“编者按”,犹如尖刃和钢刀,直刺胡风胸膛。胡风必然败下阵来,陷入政治罗网,成为阶下囚。同样道理,一场关于基督教内部参加“三自”与否之争,一场神学思想的争辩,最后锐变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斗争,导致王明道陷入政治的罗网,跌入囹圄23年。由此展开了基督教界别的大规模肃反运动,不少所谓王明道分子以及反对三自运动的牧师、传道人、教徒等被捕入狱。其地域之广,被捕人数之多,是中国基督教界之最。不参加“三自”就是反对政府政策,就是破坏政府政治运动,就是反革命,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是“欲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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