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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需要什么共识


   发表时间:2013-01-05
   
   张曙光、张千帆、毛寿龙:“经济、社会与政府体制改革如何三轮联动政策三人谈”,腾讯燕山大讲堂,2012年12月4日
   

   冯兴元:首先我提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在经济社会和政府体制领域目前存在哪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既然要以经济、社会、政府体制三轮联动的方式改革,首先为什么要改革?存在哪些重大问题?张千帆老师先来。
   
    张千帆:我只能讲讲政治体制,因为我几乎不懂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太多,最突出的问题是党权过于集中,执政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受任何约束。当然,宪法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而其中唯一管用的一条是“共产党的领导”,《宪法》序言中这么规定的。但“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无所不在、包办一切,党不能什么都管。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首先要党政分离,党归党,政归政,党和国家、政府要分开,执政党不能把权力都抓在一起,否则会产生很多后果。我来这儿之前赶一篇东西,是关于最近法官上访被劳教事件,他是吉林下面一个县的法院副院长,他所负责判决的一起案件是一起经济纠纷,在此说不上谁对谁错,但当地党政认为他做出了一项错误判决,影响当地市场环境,所以免去了他的副院长职务。副院长不服,长年上访,直到最终被劳教。这纯粹是一起经济纠纷引发的法官上访。由此可以看到执政党全面干预,包括司法领域。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我认为,首先要做到党政分离。执政党要干什么?“共产党领导”究竟是指什么意义上的领导?党管干部是否要把法官也管起来?这是不行的。做到党政分离就要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意义的“领导”,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领导;执政党领导人民、指导人大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正确的法律和政策,也可以在所谓的干部选拔过程中发挥推荐作用,在干部人选产生后发挥监督作用,但仅此而已。日常行政和司法过程中,执政党必须退出,尤其是司法案件绝对不能再如此全面干预,否则我们的“依法治国”只能是一种梦想,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权力经济。
   
    冯兴元:三位教授的发言,总结起来是权力很大,很少受制约造成很多问题。而实际上改革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不是PX事件而是另外的事件,或者因PX事件社会组织真的起来,忽然转下,朝着另外一个目标运作也是有可能的。但若不改革,目前而言也有一些风险,风险有哪些?张千帆老师先讲讲。
   
    张千帆:如果不改的话,风险更大。现在这种所谓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被证明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刚才毛寿龙教授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社团管理。我们的社团管理扼杀了公民通过自由结社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的机制,由此会导致社会出现很多问题。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药方,会出问题;在出问题时,公民必须享有宪法和法律上的各种自由来保护他们自己。当然,也可以通过政府解决。比如公司老板以一种违反契约的方式对待你,你可以到法院告。但很多问题通过政府解决不了,还不得不依靠政府,这样的话雇员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中国工会不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导致工人变成一种原子式、游离的、孤独的个体,每个人面对老板都是一个弱势个体,在签约阶段其权利就被压榨、被限缩了,这时通过法律途径无法维权。前两年,深圳富士康曾有“12连跳”,都是年轻的工人适应不了很残酷的兵工厂式的管理方式,最后选择自杀跳楼。由此可见,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工会,有也不发挥任何作用;假如发挥一点点作用,也会对这些青年的心理健康起到疏导和缓解作用,至少他们不会选择这种方式那么早的结束自己的人生。有大量的社会问题,公民利用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利用网络的个人言论自由就能保护自己。但当政府权力过大时,所有自由空间被极大压缩,由此就产生许许多多社会问题。
   
    毛教授提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首要安全是国内安全,不是国际、国外安全。我认为后者完全不足为虑。现在中国军力在老外看起来已经很强,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另一方面,国家资源也不怎么样,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民族主义情绪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侵略你?又有谁愿意侵略你?现在不要考虑外敌侵略我们、剥夺我们、压迫我们,我们主要矛盾是人民和自己政府之间的国内矛盾。所以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可能对人民产生剥夺和压迫。可在长期形成的教育模式之下,很多“极左思维”或国家主义被标榜为“爱国主义”,很容易把我们的视线从国内转到国外,从钓鱼台转到钓鱼岛,但真正的问题不在钓鱼岛而在钓鱼台。一个理性的公民要看到这个问题,不要动不动就陷入“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话语的圈套。说这些话的这群人很可能正在损害我们的社会稳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就是说,管理国家安全的人可能恰恰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损害者,维稳者恰恰是造成社会稳定的破坏者,目前这种维稳机制正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
   
     张千帆:改革比较容易做的是法律上的改革和司法上的改革,相对来说这方面阻力比较小。法律改革30年来一直在进行,大家都可以看到在立法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法律有不少是不错的,但很难实施下去,在社会现实中怎么落实这些法成了大问题。司法改革搞了十多年,到了现在方向、目标不清楚,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不能说没有取得一点进展,但进展不大,很多是形式上的。法院的司法环境、法官的环境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法律和司法改革比较容易,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容易做的事通常是意义不是太大的事,很难做得下去,很难让人们真正看到实际效果。要在法律、司法、行政包括经济改革中取得一些真正的实质性进步,还得从政治改革入手。
     经济改革也鼓吹、推行了那么多年,一开始是好的,近一、二十年有点越改越糟的趋势。经济改革可以改得好,也可以改得糟。最近一、二十年有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就是越改越糟趋势的体现。不要以为经济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一个“市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个市场是人造的,是需要受到人为保护的一种经济环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决定一切。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法律是“上层建筑”。但对中国没有说对,在中国政治决定经济,甚至可以说政治决定一切,所以不改政治,其它方面就不要想改,比如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主动权必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官员手里,不然就不是谈改革,而是搞革命了。但是怎么改?我们只能提出改革的建议和主张,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而别人已经从目前的格局得到巨大好处,为什么要改好?改好意味着你要来分享他的资源,否则就不是好的改革。那什么是好的改革与糟的改革?好的改革是对大多数人有利,尤其是对不掌握权力的普通老百姓有利。糟糕的改革恰好相反,剥夺了大家利益,对少数掌握大权的官商有利,无论以什么名目出现,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开明的,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目前掌握的权力造成的这个格局对他们自己非常有利,所以不从他们身上改,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
    冯兴元:张曙光教授和毛寿龙教授都讲到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没有新闻的开放,信息公开似乎也走不到最优点。有人经常说改革需要共识,但一个大社会里在具体的政策上不可能达成共识,怎么看这种改革需要共识?是不是为一个伪命题?改革的驱动力在哪里?阻力在哪里?怎么打破阻力?请张千帆教授谈一下。
   
    张千帆:我认为改革共识不是一个伪命题,前几年我做了一些事专门清除“伪命题”的工作,比如“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但改革共识不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改革不可能通过政府自己来推动,终极意义上需要人民推动。近30年比较好的改革都是被所谓“倒逼”出来的,不是政府自动的采取好措施,而是在民众压力下,社会有需求,有一个开明领导人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改革最终在人民推动下产生的,那人民对改革必须有一定的共识。如果大家四分五裂,一个往这个方向、一个说往那个方向,就不可能形成一股合力。司法改革就是如此,主流说要搞职业化、实行司法独立,但有些学者应该搞司法民主化、司法大众化,加强对司法的监督等。如果大家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最后容易削弱本来就不是很强大的改革势力。所以我觉得改革共识很重要,当然改革共识不是指对具体政策上的共识,比如GDP每年达到多少,7%还是10%,把更多的钱是投入环保还是金融投资,具体政策见仁见智。但对于底线原则,社会是要形成共识的。如果没有共识,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脆弱甚至非常危险。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30年代德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革,而且也建立了一部魏玛共和宪法,是一部比较自由民主的宪法,但最后失败了,失败根源在哪里?根源是社会没有就支持这部宪法形成比较广泛的共识,社会分裂非常厉害,有的支持自由民主,有的主张君权至上,有的主张法西斯纳粹,在四分五裂情况下社会无法走到一起,尤其对国内的制度建设不存在一定的共识。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对外很快形成了一个“共识”: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受欺凌、压迫的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扩充政府和军队力量。这在当时的德国容易形成共识,最后让德国选择了纳粹。
     在长年受“爱国主义”教育之下,国家主义也成了当今中国的共识,只要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火星就能烧遍全中国。对国内改革,党、政应该怎么改,却没有共识,有时候甚至不让讨论。去年还是前年,人大委员长还提“几不搞”,不讨论怎么可能有共识?等于是不让形成真正的共识。这样的社会很危险,因为无法抵御比较极端和危险的势力。这些邪恶势力就能轻易用“爱国主义”这套花里胡哨的口号控制民族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其实真实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改革触动。
     所以我认为改革共识很重要。最近几次研讨会,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起草了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在这里我只能罗列一下。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以后面临的改革需要6方面的共识:
     一是党内民主化,其中包括党政分离、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改革目前的“一把手”负责制。除了一开始说的党政分离,还要搞党内民主,普通党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像选民在选人大过程中不发挥实际作用。普通党员首先选党代会,但是现在的党代会和人大机构一样是一个附庸、傀儡,真正权力掌握在各级党委手里,党委又由“一把手”控制。实践中的人大制度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实践中的党的制度不符合《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制度。所以首先从党内做起,至少在基层实现这些自下而上的改革,这表示从根本上要改革目前一把手制度,地方党政一把手整个成了一个土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培养出薄熙来、王立军式的贪官酷吏,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的真相会逐步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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