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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情不报”猛于虎

   毕研韬
   
   香港《文汇报》2013年11月14日A20版
   
   7月上旬,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要求,领导干部要“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11月初,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时嘱咐,我要看真正少数民族的村子,不要临时收拾,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习近平一以贯之的要求是对中国官场积弊的一剂良药。


   
   在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决策者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内外重大动态,需要强有力的情报支持。但现实中“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文化根深蒂固,以至于部分地区对国家领导人要视察的地方实施“清场”, 然后安排公务员冒充普通群众。很明显,安保不过是托辞,一些地方官员真正担忧的是上级领导了解到不利于自己的实情。
   
   在今日官场,选择性上报屡见不鲜。不仅某些经济数据有“掺水”嫌疑,就连社情民意也要先行“过滤”、“漂白”。近闻,某教授受政府部门委托开展一项社会调查,千辛万苦拿出了第一手资料,不料却被要求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否则不能上报,也不予结项。据了解,该部门如此运作由来已久。
   
   在一些更为复杂敏感的地区,类似花样层出不穷。譬如,当地政府资助一位大牌专家前来开展“田野调查”,并出具一份让金主满意的调查报告,资助者随后以此为据层层上报,并广为宣传。殊不知,专家做贼心虚,不敢公开调研过程和数据。更何况百密一疏,总有破绽被人戳破,结论也难免有悖于事实。更可怕的是,个别专责舆情、特情的单位也在上报信息时留一手。
   
   这些地方和官员为什么要隐情不报?主要原因有四:一是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掩饰问题、夸大业绩;二是歌功颂德思维作祟,片面理解“正能量”;三是不愿开罪前任和现任主管某工作的领导;四是不想冒犯兄弟部门,避免互相揭短。
   
   9.11事件后,有美国精英在反思情报体制时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 如中国不能引以为戒,如不严惩隐情不报之恶行,社会问题就会继续累积叠加,各种矛盾势必进一步激化,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渐次爆发乃至集中爆发也就在情理之中。都江堰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深淘滩,低作堰”。唯有完善机制,确保下情上达,维持适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柔韧性,这个社会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在现代社会,信息就像钢筋和水泥。信息必须适度流动,才能达成社会共识,才能把社会凝聚起来。否则,社会就像胡乱堆放的石头、砖块,缺乏粘性和韧性,随时都可能坍塌。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看,政治信息既需要垂直流动,也需要水平流动,前者又分向上传播和向下传播。若没有足量的上下对流,决策的科学性就难以保障,政治共识也难以达成,社会管治的成本就会加大。所以说,在特定时空内,信息流量过大或过小,都会损害社会稳定与发展。
   
   古人云:“下情不上通,谓之塞”,而“塞”的后果之一就是执政者与群众“隔绝”,进而危及社会稳定乃至政治合法性。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因脱离大地而覆灭,而人民群众就是执政者的大地。从这个角度讲,隐情不报、阻止下情上达都是缺乏“政权意识”的表现,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惩处。
   
    (作者是海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
   
   原文链接:http://trans.wenweipo.com/gtob/paper.wenweipo.com/2013/11/14/PL1311140007.htm
(2013/11/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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