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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于小红:白花丁香树
   
   发布时间:2013-11-13 10:27 作者:于小红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蝴蝶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性郁,他本名郁锺正, 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仪式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父亲于光远的葬礼)
   
   小党员大眼睛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解放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解放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妳要嫁给妳爱的人就只好由妳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妳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 (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我,妈妈,1953)
   
   丁香树下梳头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 父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爸爸,我,妈妈,1954)
   
   好日子不长久
   
   我和妹妹的到来让小院子里充满了快乐,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来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辞去了义务扫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养了一个智障女孩。 家里很挤,姥姥的床变成了个通铺,孩子们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树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饭。爸爸的《政治经济学》稿费可观,买来木马、小自行车、跷跷板,小院子就像个小托儿所。
   
   好日子不长久,23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 “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妈妈陪爸爸去考察,1956)
   
   蝴蝶结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滩中宣部里。和妹妹们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拥宠和被鄙视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动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时,他会来把我带走。我五岁多开始有了记忆,片断而深刻的记忆,电影般地在脑里重复着。爸爸和他周围的许多人:秘书、司机、学生、同事。。,尽管妈妈被劳改还是宠着我,因为我长得像妈妈。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时,姥姥会把我打扮好,头上扎蝴蝶结。
   
   有时我也会在爸爸那儿住几天,爸爸会找远房表姐放学后来陪我。但若父亲整天开会不在,诺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 在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孤独无助。
   
   大屋子里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的,还有瘦巴巴、饿兮兮的小老鼠。困难时期,连小老鼠们也要找东西吃。
   
   有一次,平常来陪我的表姐没来,天黑了,房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找到了一瓶浓缩桔汁,哭一声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点儿水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才回来。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我五岁生日,1958)
   
   石榴树
   
   四合院里那棵盆栽石榴树,是妈妈喜爱和挂念的。
   
   我猜:这棵石榴树是姥姥和姥爷在妈妈小时候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难怪妈妈大祸临头、前途莫卜时嘱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树前,这张相片看来是妈妈把我们装扮好了后,叫爸爸给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后,她是不是回到农场去了?
   
   那石榴树的影子,就是妈妈的影子。
   
   于光远之女: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小康,我, 约1960)
   
   无奈离婚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 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 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 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 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在档案中消失,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大妹妹小康和我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鸡和吓人。 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天堂河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 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 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 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 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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