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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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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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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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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广西爆案所诉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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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对《求是》:“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的批驳。
   


   
    难道习近平的“老虎与苍蝇”说,“民怨、民愤到极点”说,“三大特色的腐败”说,“腐败亡党亡国”说,还不就是对社会正陷于严重危机的承认?危机到了临界点,还不证明国家正陷在邪路上?国家正陷在邪路上,还不足以证明那领导国家的力量----共产党,就是邪念、邪理哺育出来的邪力量?!
   
    《求是》发表《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伟大梦想》,为“中国梦”铺垫造势后,最末警告说“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死路一条,都会使中国梦落空。”思想僵化,党和国家就会失去活力;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两者都会葬送我们的前途和事业。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一、何为正,何为邪?
   
    要有效回答,必须以四海皆准的标准,不能凭好恶来定义。因而首先要确定“邪”以什么为成立?
   
    毫无疑问,“邪”与“正”相对,以“正”为成立。但是,“正”虽与“邪”相对,却不以“邪”为成立。
   
    只有以“正”为标准,才能说×物或×方向为“偏”为“曲”或“邪”。“邪”只是人情化了的“偏”或“曲”。
   
   “正”并不需用“邪”来证明,“正”是以“本”或“源”为标准来看派生物或事物的表现,考察派生物或表现是否出于与“本”或“源”,是否合于“本”或“源”。“正”所评价的只能是派生物或表现,“正”不能评价“本”或“源”。因为“本”或“源”是“正”的出处,“正”的根据。“正宗”一词就表示,只有根据着“宗”,才能发现事物“正”或“不正”。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事物,任何事物之“是”一事物,就是它的“本”或“源”。任何事物之“是”该事物中的这个“是”字,就是一切事物之“正”的不可移转的根据。
   
    山是山,水是水,人是人,社会是社会。因为山“是”山,所以才必表现出山之性;水“是”水,才必表现出水之性;人“是”人,才必表现出人之性;社会“是”社会,才必表现出社会之性。
   
    社会不同于山、水、人,因为山、水、人都是客观世界中的独立存在,社会是人的意识派生的联系,不能独立自存。可被思及,却不能被感官所面对。所以社会所表现的只应是人性,但实际社会所显现的未必是人性。因为“联系”是意识所派生,人的意识并非天之然,而是“习”之得。“习”是环境中的事物及沉积在环境中的历史、习惯、风俗……等等的总合。“习”不能自成,需要一外来的介体,通过这个外来介体才能把内容代入进意识,在外来介体把思想代入意识的转换中,所代之内容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
   
    这就是社会之所以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不同形态的原因。离人性逾远的社会制度其形态的独立征状就逾明显,就逾是与人的本性相对抗。因为----人不是为社会而存在,而是因自然的造就不能不存在,这样,人由自然的造就所无从逃避的先天性质与社会所加给人的原则就构成为对抗。社会就陷于危机。
   
    只有在社会陷于困境或危机时,才会发生“正还是邪”的争论。且永远都是官方把民间的抗争说成异端或邪路。《求是》也跳不出这个规则。因共产党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统治,才来说正邪的,它贯彻的就是武断指定,就像宗教混战,异端的帽子总是戴在失势者头上。得势的因“势力”在了手,有分派的权柄,就根据着亲疏来分派谁是异端,谁是邪教,像毛泽东、邓小平照人口比例分派右派分子的指标一样。
   
    今天肯定没有人会把伽里略的科学看成异端,也不会有人说卜鲁诺的思想是邪说,但宗教裁判所在裁定伽里略学说为“魔法”和卜鲁诺有罪当受火刑时,难道还缺少理由支持?所以说《求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解放军报》对宪政的攻击----即“西方思想是邪路”的叫嚣,也不会没有理由,问题不在于有无理由,而是看理由是不是出于公理,合不合于公理。
   
    我们对“正还是邪”的立场,取以客观知识的原则,而非以自己的立场。“正邪”也是理,是理就是知识成果,凡知识就可还原。只要你有起码的诚意,就不应不承认由公理支持的证明的普遍与可靠。
   
    我们把共产党载入宪法的“以人为本”做为我们与共产党的共识。“人既是社会的“本”,那就“只有社会原则才有邪的可能”,因为邪不邪是以“本”为“源”,为据来说的。人性不存在“邪不邪”问题。人就是自已的“本”呀。而“本”天然是“正”的出处。人除了“天命之性”还能有什么呢?所以说人的本性就是判定社会原则正邪的的标准。从单个的人来说人有善恶正邪,从类本性上说只有个是不是,没有邪不邪问题。因共产党已承认“人是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人性就是正邪的根据与标准。凡出于人性,合于人性的就是正,偏离、背道于人性的就是邪。
   
   
    二、西方人是不是人类成员?既是就共一个本性!同一个本性怎么会有正有邪?
   
    求是杂志说:“……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
   
   我们弄不明白:同一个物种,怎么会有不同的物性?因为“思想”凡人都有的机能,不是西方人也不是东方人所独有。哪来的“思想西化”就“邪”这个理?邪不邪是以本以源为标准来说的,所以凡能毒死东方人的东西也必能毒死西方人,凡适用于西方人的也必定适用于东方人。大批的中国人移民西方也没见他们被“邪”到哪里去,西方有许多的中国歺馆,也没见不适用。邪路说只是共产党的危言耸听。从共产贵族的立场为准才说西方邪。因为而方实行的是多党、三权分离制,一旦中国也实行多党、三权分离制,共产党不垮才怪呢!所以从人类的角度说,邪的不是西方,而是共产党。
   
    潜在在《求是》命题里的这个思想遗漏是,“党”是不是一个知识,因任何概念都是储存思想的,当然“党”之做为概念也不能例外。《求是》说的“党”是指实际的共产党,即指构成为共产党机体的人,人当然会僵化,也会陷于邪路。但做为知识代码的“共产党”这个名,所储存的会不会是毒思想?若是,那么由它确定的道路就肯定就是邪路,罪恶之路。
   
    若《求是》没僵化,请回答,西方人是不是人类成员?再特色也不至于特色到说不是吧?如果你们连这个最公理的公理都不承认,你们就堕落到猪狗不如。可你们一旦与我们共识:承认西方人是人类成员,跟上就得承认:类成员的本质无差别!就无庸置疑地推出:人类理性只有进化阶段上的高低性,没有质的横向差异。无论《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解放军报》还是《求是》,都没有用方位词(东方或西方)来解释人性问题的权利。在“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这个最高公理面前,谁都不能用东方或西方作为抵制理性无差等的借口。谁这样干,谁就是恶棍!
   
   
    (三)人的理性只有进化性,没有质差性!
   
    而且在《求是》文章说的“思想僵化……就会失去活力”这句话,已潜含着一种承认:即僵化做为理性的一种状态,是本土的。而“思想西化……就会走上邪路”却只说到邪,并没否定思想西化所蕴涵的活力,这也是一种潜意识地承认----思想西化就处在理性进化阶段的高处,思想的僵化处在理性处在进化阶段的低处。“邪”这个字是武断强加。邓屠夫从华国锋手里抢了权,就正天喊人类知识成果是共同的,共享的,需要时喊人类知识成果不姓社也不姓资。当他不需要时就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喊“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或“思想西化是邪路”。在他需要借助民间力量时,就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我有什么权利禁止呢”?当他嗅到人性的觉醒对他的霸道构成威胁时,就开枪杀人。共产党的媒体,无一家不承传邓小平的反手云覆手雨基因的。
   
    所以理论的成立条件是人,不是西方与东方。理性内只有进化造所成的高与低的阶段性,没有不同质的理性。只要是理性成果,适应范围就是全类,理性所处进化阶段越高,其概率越大,越具有效性。凡用方位词来完成的拒斥(如西方理论、西方的民主制度等),拒斥的并不是方位,而是理论的有效程度。因为那一理论的有效性是对全类的,而自已特殊在类性之外,全类有效性就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可又找不出可靠的拒绝的理由,就只好借了方位不同来塞责,实是耍横呈蛮的无赖伎俩。
   
    (四)、并非西化是邪路,乃是独裁惧民主
   
    谁都知道共产主义就是一种西方思想,共产党怎么不抵制这一西化呢?因为“共”的结果是唯一,唯一即独裁,只有独裁才适合于野心家,才便于掠夺,便于迫害。辛亥革命实现了共和,辛亥革命已为国人所接受,共产党篡政后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它的统治已经遭到了国人普遍的反抗,人民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已经觉醒并成熟,八九年的民主大潮就是证明。在国民人性的普遍觉醒面前,一个彻底回归人性的历史趋势不可免,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涨,可以说人心已变。共产党不是在治理中国,而是用当代的科学技术在控制中国。中共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与现时代的一般观念早已格格不入,陷于高度的紧张,甚至新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已经俏然走进社会,并成为普遍的走向。因中共是一个腐朽保守和只求本能满足的集团,无力吸收和聚集杰出人才,所以在中共统治集团内没有高瞻远瞩的杰出分子,看不到自已与人和的脱位,找不到适用历史进程的路径。就处在恐慌之中,出于恐惧手中统治权的丢失,才对普世的民主制度抱以抵制。他们并非是抵制西方思想,而是抵制一切普世有效性的思想。所以根本问题不出在东方与西方,而是出在独裁对民主的恐俱上。出在局部有效性对普遍有效性的恐惧上。
   
   
    他们怕的是改旗易帜。而改旗易帜已是中国新生的必须条件
(2013/11/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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