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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民反共党,而是共党反(害)人民!
·灭亡只能是自取的!
·连国民说实话做好人都怕的政府,离崩溃还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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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这个问提要回答的是:无论要改什么,总得有个原因吧?也就是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所以要改,就是因为原来的东西不好,不具有满足性,就要改到对满足性的具有。所以要开放,就是因为原来的东西太封闭,束缚了手脚,妨碍了对满足性的争取。那么,这个满足性所对的是什么呢?不具有满足性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个太过封闭的东西又是什么?
   


   答曰:需要满足的是人。因为需要通过社会联系来满足世界存在的只有人类。不具有对人的满足性的当然就是社会。因社会就是人与人的领域关系或领域关系的调整器。这太过封闭的东西呢,就只能是用来调整人际关系的原则----制度。那么,改革是从哪里改往哪里呢?
   
   
   答曰:就是从不具有满足性向满足性的具有上改,从太过封闭向敞开性上改。因而就是对社会制度实施改革,这个束缚了人的手脚的社会制度叫做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掉社会主义对人的手脚的束缚,而复归到人性本性上去。
   
   不回答了这些问题,政改就依旧是枉议,是欺骗,依旧是抱着炸药击鼓传花。应予注意的是:这第五代决策层中,仍然还是些没有心肝的,只知照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花岗脑瓜。第五代中能说出较深刻的话的只有汪洋,可汪洋已经失势,手里没有动摇既定意识形态的名器,从而就不具备政改的能量。从能看到的习近平的言谈来看:俗物一个,可能他比其他党棍较老实,但老实不等于不是俗物,他没有有思想水平的言论,就证明他不是开一代气象的人。等待习近平政改几乎为0。除非已处在事变临界点上,被进程所裹胁也许能顺波随流。否则是一星儿可能都没有的。
   
   
   从执政纲领上看,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上去理念变了,但因他没有完成“阶级斗争”这个原则的还原,没完成这一解释----其实共产党坚持的不是“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残酷迫害为纲”。毛并不问斗争是不是阶级关系的,他要的只是“斗争”,即对人实施迫害,共产党并不管谁迫害谁,只要人攻击人,人迫害人就行,它管的只是目的上能达到控制。因而他们是把对人的迫害做为控制之手段。从人类进化成为智人那一天,对人的“攻击、迫害”就是非法,谁都不能公然倡导。这是毛泽东所清楚的,为使“攻击、迫害”堂而皇之地成为立国之本,毛只是把“阶级”做实施迫害的口实,才使对人的“迫害”能进入施政。邓小平未能从经验里反省“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无情迫害,所以他尽管放弃了这一纲领,但实质上通过“斗争”造成的恐怖来达到社会控制的阴魂还深深盘据在他意识里,只是在名器上换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原则”。因之,邓政权的执政理念依旧还是奠基在以对人的控制为出发点上,还是通过对人的攻击与迫害来完成社会控制以求稳定。
   
   
   事实也正是:邓小平时代抓人、判人、押人、酷刑远比毛时代更疯狂,更残忍,更合法。九三年,在下在潍坊监狱看了一册“公安部内刊”刊载从50年至92年抓、判、押犯统计表,九十年代远远高出以往,虽说毛时代以政治名义(反革命罪)的押犯比例高,邓后政治罪名减少,但押犯总数却大大上升。请大家明白的是:刑事罪能不是政治制度的作用之果?文革及其前的押犯只在六十万以下(有时只三十万),但九十年代后都在百万以上,且年年增高。这便可看出邓时代的政制并不比毛时代开明,邓并未理顺民心,反而加强了官民对立。邓与毛一样都是暴君,邓政是暴政。
   
   
   今天的黑暗与残忍虽不是用阶级斗争的名义,但以对人施以控制为达统治的理念却一直没变,所以对人的攻击、侵犯、迫害为本质的意识形态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江泽民的主旋律不就是顽固“以对人施以控制为达到统治的理念”吗?其前的胡、赵是共产主义后短暂的开明时代。八九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封闭度与压迫的规模与烈度度都远远地超越了毛时代,远比文革残酷、黑暗。
   
   在残酷与恶毒上,毛、邓、江、胡乃一丘之貉!胡锦涛是草根阶级的败类!应受审判。胡锦涛、吴邦国的“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摸式”这个祈施式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防止人类的普世价值进入中国。
   
   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普世价值呢?
   
   答曰:因为任何事物在类的限度内其本性都没有例外。普世不是人意的选择,而是先天事实的性质,即在天那里本无差别,怎么可以设想在生命实现上会一个国度一个样呢?普世价值就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生命的自然实现。毛泽东死亡前后兴起在中国的民众事件都属于人性觉醒,人性觉醒所针对、所要埋葬的就是反人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人性觉醒在中国不仅已经普遍,且已深入到中共机体,党已非昔日铁板,党内开明分子也已在积极呼应民间诉求。这种形势下中共有随时塌陷的可能,又怎么能不恐惧普世价值呢?
   
   可见,政改的所以发生是因共产主义做为价值理念不适合人的本性,二者处在不能调合的对立中。如果倡导人性,必冲垮党性,如果强化党性则必定压抑人性。这是别种名称的政党都不可能遇到的矛盾,比如国民党,你怎么政改都不会与它的理念发生冲突,团为国民是一个敞开性理念,有从旧的束缚里挣扎出来的间隙,能接受并拥抱新价值----国民党在理性上是完全开放型,它的错误犯在实际实践上,所以取消党禁不会构成与理念的冲突,不动摇它的存在。而共产党的理念却是绝对封闭型,任何普遍性原则都将威胁其存在。
   
   而改革的必要与必须所针对的就是封闭,一取缔封闭,共产党还怎么能继续共产?凡在实践上不能封闭的党就一定不能再叫共产党,这个结果是明如白昼,因而就不许讨论。
   
   社会是人的存在的结果,只有人并不能形成出社会,因为社会表达的就是人的领域关系,没有意识形不成社会,只要有了意识就必同步形成社会。但人类能形成意识不是为束缚自己、迫害自己,而是为方便自己、实现自己,享受自己,所以尽管在高压下的人可能向强权低头,妥胁,但这低头,妥胁也都只是阶段性的,并非本性的丧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蓬勃开来的人性觉醒就是我中华民族向人性的回归进程。改革的本质就是人性回归,被改革的是压抑与束缚,即精神的架锁。这个架锁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邓小平的“四原则”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的“伟大理念”和“主旋律”,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也就是说人类是大自然的物种,人除了要遵守大自然的律力,别的什么主义,什么旋律,什么意识形态,统统都是少数人的强加,都应扫净除尽,所谓政治改革就是改掉共产党的党性,回到人性。
   
   因为中国人也是人,是人就是本性上无差别的人类成员,只要是本性就不是外力能够改变的,虽说在暴力下人不得不屈服,但一有机会就必定要复甦,有复甦就必定有表现。因而中国人民的人性觉醒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专一性便构成对抗,政权陷于危机,中共是为找到迈脚的空间才要改革,可人民是为自已的尊严才要改革。这就是人性与党性的对抗,在纯粹理性里找不到理顺和化解这对矛盾的可能,所以可以肯定中共不可能发动政改。
   
   政改所要弃除的就是共产党的党性。中国政改所必须和必然的趋势就是回归到人性自然性。无论共产党怎么的围、追、阻、截,无论改革付出了多大牺牲,中国政改一定还是要实现。无论在何时实现,都是抛弃共产党,回归人性。
   
   所以没有戈尔巴弄夫那种高瞻与远瞩,是发动不了改革的。所以我们可以坦诚公布:秦永敏的“政治对话,和平转型”如果不是因为幼稚,那就是因钙化所致的糊涂。究竟怎么办,那不是我们而是历史的自行的选择,灯下烤不熟果子,该怎么办,到了那一步历史自会告诉我们。
(2013/11/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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