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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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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高贵的人必将战胜邪恶的政权
·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共党的极权暴政
·昔日的文明中国社会变成了野蛮社会
·共党的这六十年,中国大陆成为了万恶的社会
·人民的幸与不幸,共党说了不算
·习近平的能力和程度也就到此为止了
·中国人越愚越蠢,共党就越强大辉煌
·GDP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是国债
·共党要的是钱,可中国人给不起了
·马克思主义是藏污纳垢之处
·共党们自以为有身份
·自然的人性必将战胜共党极权
·在国际社会,共党就像个妓女
·共党的谎言,比神话故事还神
·共党非要领导一切,但却坚决不负责任
·塔利班也恨共党
·共党为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有多少
·流行性疾病大爆发,共党的办法是撒谎
·习近平如何对付这次的占中行动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看透共党的本质
·共党不懂经济
·共党不会金盘洗手,只能被犁庭扫穴
·内讧加外患,共党四处树敌
·知识是美德,不是人渣子犯罪的工具
·暴力腐败的共党难道推不翻?
·香港的占中行动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
·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真相
·千万不可上共党的当,为共党站台
·滥杀少数民族的共党会对汉人手下留情吗
·中国人吃共党的苦头吃得还不够吗?
·习近平的深化改革在哪里
·共党从结伙至今都干了些什么
·共党向索马里海盗付了350万美元赎金
·大陆中国拿什么去与世界相比
·中国的第二次大饥荒随时会发生
·习近平要回答的八个问题
·匪类存活的基础是混蛋、白痴们
·共党卖国知多少
·共党的恐怖当政害苦了所有的中国人
·中国经济的破败是共党造成的
·共党八十多年的各种经济形式
·转发:廖天琪---为香港的和平占中运动建言
·党是什么党,法是什么法
·藏汉人民是兄弟,共同敌人是共党
·被杀的维人每人获赔四十万
·对藏人、维人屠杀前共党用的诡计
·全体中国大陆人,人均负债三万元
·一万六千多的煤矿,一年死多少人
·习近平想做香港市长,也要港人同意才行
·共党政权还能撑多久
·共党对人民的屠杀,被说成是父母打孩子
·共党的六十年,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是经济惩罚共党,还是国民们惩罚共党
·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二十年的启示
·这个会开得好
·共党的宣传真恶心
·恶人当政暴富,国民贫穷
·共党“法治”的成本太昂贵
·为什么中国人不招人待见
·共党的世界加工厂是卖国经济
·共党犯罪是因,国民反共是果
·去年屠杀藏人,今年屠杀维族人
·中国人要对共党、对这六十年,反思再反思
·耗资七千亿的奥运,使中国更穷
·捂紧口袋,苦日子还在后头
·“经济腾飞”,可粮荒在即
·中国人千万不能做不知不觉的蒋干
·共党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银行可以倒闭,土豆当主粮
·最惨烈的金融风暴是在中国大陆
·窝囊透顶的胡锦涛
·中国人总是共党的受害人和牺牲品
·地痞、流氓当政,中国凭什么强大
·共党是“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海峡两岸一边一国,共党是分裂者
·共党为什么如此虐待农民
·别整党了,胡锦涛该赶快谢罪下台
·中国人应该结社、组党来对抗共党
·中国的经济越崩溃,共党的抢劫就越疯狂
·中国的国情是共匪在当政
·共党害人连婴儿都不放过
·该是中国民众结党、结社的时候了
·共党的成就仅仅是把土匪的习气发扬光大
·奥运后的中国人权状况更恶劣
·造假的奥运丢尽了中国人的人格
·共党的行为告诉我们什么是剥削
·京奥输出的是共党的造假、虚伪和狂妄的本质
·共党折腾够了,也离垮台不远了
·死皮赖脸的共党该是受惩处的时候了
·真正拥有说话权的是民众,不是共党
·共党结下的民愤太大,人民必然惩治共党
·共党无规矩,所以为所欲为
·从来要人命的共党,仍在要人命
·共党想把中国人毁成无祖国、无祖宗的畜类
·向贵州瓮安县的中学生们致敬
·共党终于迎来了全民对它的暴力革命
·共党的巨大成就,就是把经济搞垮
·苦难深重的中国民众不需要奥运
·这场地震暴露了共党的嘴脸
·共党与民间团体毫无可比性
·以人民为敌的共党是输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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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共打鬼势在必行

共党是中国纳税人和中国人身上巨大的财政负担。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工作劳动养活着一个祸国殃民、毁坏民族精神的共党团伙,究竟有多少共党的干部们,或者是公务员们要让国民们去养活?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就有独立的学者们在调查这个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施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即使皇权主义执行的专制统治,作为皇帝,也懂得精兵简政,尽量减少政府的开支。于是就可以做到轻摇役、减赋税、与民生息。就是说,减轻人民的负担。

   

   当人民手里有了富裕的钱的时候,于是内需就扩大了,不需要皇帝发圣旨,去拉动内需。人民有钱,不仅仅是消费,更可以去创业。所谓百业兴旺,并不是皇帝掏钱作为朝廷投资建立国企央企,而是所有的农工商业都是民间百姓们私人资金创立和运作的。

   

   皇帝当时向每个县派三名官员,知县、县丞和县尉,这三个人是有朝廷财政开支的。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央政府派往各县的官员只有两名,一个是县长,另一个是保安队长,或者是警察局长。

   

   文革期间,本人曾上山下乡去了东北。所在的县,管辖着十一个公社,所谓的公社,就是以前和现在所称的乡。六十年代末的县政府,虽说是蚂蚁虽小,却已是五脏俱全了。除了没有外交机构之外,基本上已经是中央有什么部委,县城里就有什么机构了。所在的公社管辖着几十个自然村,共两万来人,公社干部将近二十人,据说都是中央财政开支的。

   

   一位土生土长的老乡长,在当时是正在挨斗和监督劳动的老社长曾经说,在土改以后的五十年代初,乡就变成了共党的一级政府。由县政府任命三到四个乡干部,当时乡干部的工资是20多块钱。自从改成了人民公社以后,公社干部是逐年增加,工资也增长了。

   

   当本人去插队的时候,这大大小小的二十位公社干部的月工资,最高的是54块钱,大多数是36块钱到46块钱,还有几个是31块钱。可当时最富的自然村的年人均收入,不过40元到50元,一般的自然村的人年均收入在2、30元左右。一旦遇上了灾荒年,粮食减产则造成绝大多数的人家不但年终分不到钱,还要盖章、按手印、写下欠条。

   

   公社化以后,全国农村是一片赤贫。即便是所谓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们也在背后抱怨,自己的生活是不如1949年以前。至少以前可以吃饱饭,公社化以后,就只能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只有180斤到330斤的原粮。辛苦了一年,没有钱分固然是大问题。但是连年口粮不足、吃不饱肚子则是个更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抱怨,公社的干部们一年比一年多。因为这些干部们都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并不是靠着向农民们征收苛捐杂税,或者是罚款要捐款来养活的。

   

   估计共党各机构的人员突然臃肿,吃财政饭的人突然猛增,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一群在文革中表现突出的急先锋们、暴徒们、打手们,几乎替代了以前被打倒的所有的公职人员的位置。文革结束,这批曾经被打倒的公职人员被平反,官复原职,他们又把因自己而受牵连的子女们拉进了吃财政饭的行列。

   

   在五十年代的初、中期,全国行政管理的开支仅占中央财政支出的1%点多,不到百2%;到了1980年,这个比率就上升到了5.4%;1985年又上升到了6.5%;到了1990年,这个比率已经是10%了。吃财政饭的干部们的数量几乎每十年就增加一倍。共党没少喊精兵简政,但都是仅仅是口号而已。

   

   九十年代的中期,朱镕基想了个办法,用中央财政开支养活的干部们,则只到县级为止;至于县级下属的科、局级干部们和乡、镇级的干部们,以及乡、镇下属的所、股级干部们的工资改为由地方政府发放,各地方政府就把这个财政负担毫不客气的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共党喊叫了近二十年,要在上个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国人民过上小康日子,显然全成了泡影。

   

   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我们从《中国农村调查》这部书中,终于知道了,当时不到十亿的农民们,竟然养活着县级以下的干部7,000万。农民们不但每年向中央财政上交700亿元的农业税,还要通过多达230多项的各种苛捐杂税,被掠夺7,000亿元去养活着7,000万不在中央财政支出的干部们。

   

   这就是说平均不到十五个农村户口的人就要养活一个官。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无论婴儿、幼儿、孩子、病残者、老年人或者是青壮年,只要是每十五个人,每年就要被敲诈出一万块钱去供养一个共党干部。

   

   在同一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县级干部的总数,一个说法是两千万,另一个说法是两千两百万。但是两个说法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其中包括了730万不干事只整人的党务干部们。这批人是中央财政开支养活着。就是说,在城镇的人口中,平均每20到2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干部。

   

   2005年,共党宣布免除了农民的700亿的农业税,当时很是受到了一顿欢呼。但可惜的是,欢呼的都不是农民,农民们却没有欢呼。这就使人感到意味深长了。中央忍痛少收700亿,估计农民们并没有少交这700亿。地方政府又搞出了新的苛捐杂税,收走了这700亿,以满足地方官员们贪腐的需要。

   

   由中央财政供养的干部人数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从2,000多万上升到了3,800多万。11年以后的2009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了5,400万。11年增加了1,500多万,平均每年是增加140万。这里还没有算上,截止到2009年,共有317万离退休的人员,也是由中央财政在供养着。

   

   于是,就有独立学者们推算,到了2012年底,中央财政供养的人的总数至少是6,000万。那么,让我们再加上由农民供养的那七千万,总数则是一亿三千万。如果按照共党报出的13.3亿人口计算,那就是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干部;如果按照16亿真实人口数字计算,就是平均每12.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共党的干部。

   

   印度的人口是12.5亿,官与民的比例是1:69,中国大陆是印度的5.6倍,所以印度每年要从国际上购买八、九百吨的黄金供人民去消费。而中国大陆连续两年,仅从香港购买了150吨黄金,供人民消费。香港人口700万,却可以提供150吨黄金出口。中国大陆16亿人口,暴富了的人想要消费点黄金,却是需要进口。

   

   记得2012年,一位强国同胞告诉我说,到了2013年左右,中国大陆的黄金储备量将高达一万吨,超过美国的八千吨。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特大喜讯。如今看起来,这一万吨黄金的储备量也泡了汤。有统计数字证实,在过去的16年间,中央财政支出的行政管理费增加了19倍。

   

   近日,一位独立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其中写到:美国的纽约市人口是1,800万,市政府官员只有6个人;日本东京人口1,300万,市政府官员是7个人;中国东北的铁岭市人口300万,市政府的官员是41个。如此计算,中国大陆有23个省,四个自治区,四个直辖市,两个特别行政区,包括了五十个州和盟,包括了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共有661个城市和2,800多个县。使人不难相信,截止到去年的年底,吃中央财政饭的人超过6,000万应该是个事实。

   

   除去这个事实以外,中国人还必须面对的是共党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这6,000万被纳税人供养的官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工资、福利、医疗、办公费就可以满足得了,他们还要用公款去吃喝、嫖赌、去旅游。如果这些纳税人也供得起的话,官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太大的矛盾了。因为中国人忍让惯了,就是因为中国人忍让惯了,所以才助长了共党们的贪腐、贪污、腐败和卷款外逃,把中国人抢得穷了,他们去外国做富翁。

   

   这位学者还根据2009年的各种数据,得出了每百万元的GDP,各国所供养的官员的数字。首先是美国,每百万元的GDP供养1.56个人;日本是供养0.95个人;德国是1.33个人;英国是2.8个人。中国大陆是10.8个人,是美国的七倍,日本的十倍,德国的八倍,英国的四倍。如果百万元GDP的产值,只是养活10.8个官的话,或许问题还不大。但是加上贪腐这个特色后,恐怕这百万的产值,都不够这10.8个人贪污的了。这才是激怒民众的主要原因之一。看来习、李们不是不明白他们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近日,李克强说,“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质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兴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从中央政府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从这段话我们不难分析出,习、李们毫无新政可言,更提不到什么改革。对于胡温留下的一切弊病,只能是发个文件,限制一下,不敢触动根本和实质,就连大刀阔斧地搞一次精兵简政的能力都不具备。

   

   尤其可笑的是,两个人仍然停留在少先队员的程度上。什么以身作则,再自己管好,于是就可以得到辅导员的表扬,还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胡、温当政十年,其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而习、李们也都做过地方官,更应该明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共党习性。这两个人又有何德何能,去影响共党改变这个腐败的体制呢?

   

   记得那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共党的国务院曾向各级政府和各机构的党政负责人发过一个文件,内容是工矿企业每年上缴利润的3%允许自留,各事业单位的行政费用,凡有结余的也允许自留多少。这笔可以自留下来的钱,是用在对职工发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人特殊奖励,雇用必要的急需人才,和与业务有往来的单位的交际费用等等的。

   

   各机政府和各机构单位的小金库,就是从这一文件的下发后开始的。用这笔钱雇用编外人员,几年后就转正了。把原来的三毛钱、五毛钱的标准招待饭,变成了去饭馆订酒席大吃大喝,给自己的亲信多发奖金。这笔钱的开支是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了欺上瞒下,账目作假,为的是多自留。小金库就逐渐变成了大金库。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各地方政府、各机构单位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资金,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此时此刻不让兴建楼堂馆所,那么GDP又从哪儿来呢?共党们又从哪儿去贪污工程款呢?卖官鬻爵又是共党的发财之道。不让增加财政供养的人员,岂不是得罪了一大批共党的宝贵财富们了吗?

   

   至于公款吃喝、出国、买车,都是小费用,公款嫖娼也花不了几个钱,唯有公款赌博是个无底洞。输出去几千万、几个亿是无法预料的。显然敢于用公款去赌博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后台都很硬,李克强们是惹不起的,所以也不禁止。

   

   说句实话把国家折腾的倾家荡产的,既不是国内的反党势力,也不是国外的反华势力,而是共党们自己。假如说,李克强的这三条能够多少起点作用的话,中国大陆的官民就仍然是1:12.3。一个人腐败,那十二点三个民众是绝对承受不住的。

   

   温家宝是高喊反腐败,结果是腐败够了退休了;习近平接着喊反腐败,半年了,腐败依旧。胡锦涛是个庸人,习李们也未必比胡锦涛高明。二十年前湖北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提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论述,从而引发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但似乎也就是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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