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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赞王千源(3图)
·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欢迎中共和达赖喇嘛接触对话
·就应当在西藏建立道义桥梁和观察窗口致欧美各国首脑书
·陈泱潮一致达赖喇嘛书——论西藏衰微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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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高瞻远瞩的一系列明智之举值得中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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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致全藏代表大会
·寄语全藏代表大会1:藏民政治处于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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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產的悲哀見證流亡的不足悲哀
·流產的《中藏新17条联合公报》
·流產的《达赖喇嘛尊者对此〈中藏新17条联合公报〉的批示》
·中藏新17条联合公报(草稿)附件鏈接
◇◇◇◇◇
▲中国近现代史拨乱反正卷
●辛亥百年论末世中共国民主革命
·辛亥百年论中共国民主革命成功三要素·绪论
·ZT民愤“辛亥革命只革了满清的命,没有革中国人的命”
·1.当前中共国民主革命必须正确认识和借鉴清末历史经验教训的意义
·2.实事求是正确看待孙中山的功过,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
·3.清王朝的主要罪孽以及今日中共正在重复清王朝的主要罪孽
·4.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功不可没
·5.中共应当好好学习清王朝隆裕太后不负隅顽抗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
·6.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当时三股政治力量合成的
·7.制定确保今日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策略的要诀
·8.《陈泱潮文集》致力于推动中共国民主革命的三个工作重点
·反满革命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种族革命,不是民主革命
·9.荒唐的“国父”之称,完全是国共两党【隐性帝制专制独裁党文化】遗毒
·10.世人应当正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大汉族主义
·11.“五族共和”决非孙中山本义,而是清帝退位换来的结果
·12.辛亥百年历史的结论:今日中共国民主革命绝对不能继续以孙中山为旗帜
·13.从北非突尼斯埃及民主革命看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14.中共国与北非突尼斯埃及诸国的不同点
·15.最高权力核心的分裂和斗争是全国性大规模群众上街的必要条件
·16.有必要重温拙文【‘六四事件’是中共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
·17.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独裁体制是中共必然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18.导致中共分崩离析的其他原因
·19. 反对两个极端,是今日中国具有政治大智慧的杰出人士的神圣使命
·20.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变革力量的大联合
·21.促成反对派力量组织化的初级形式
·22.促成反对派力量组织化的高级形式
·23.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和藏民族的考验
·24.中国作为大乘佛教的大本营,是否到了【佛教诸圣临凡救华】的时代?
·25.【三圣联手结束红阳劫】背景说明
·26.末世佛教临凡三圣的使命、作用及其禁忌
·27.“指导灵”对末世朝野大成就者们的慎重告诫
·28.【辛亥百年枭雄黑道乱华】是对顽固抗拒唯一真神信仰的责罚
●指导灵辛亥百年论中国问题
·题记
·辛亥百年论目录
·1.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风尚主流是什么?
·2.百年来风行于中国政治朝野人士身上的枭雄黑道七大特征
·3.百年来的枭雄黑道,是中国千百年传统帝王文化权谋文化的极致
·4.百年来枭雄黑道已经国体制度化——形成了【党天下隐性帝制】
·5.枭雄黑道对中国社会人心道德的腐蚀与败坏
·6.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7.两极分化极端严重,三大矛盾空前尖锐突出
·8.中国面临救世救心艰巨任务,亟待三大改造
·9.鸟瞰世界适合中国国情民性的最佳的国体政制
·10.确立造物主上帝信仰和拥有稳定的国家主权人格化象征的作用
·11.中国三大改造的任务和目标
·12.认真吸取辛亥百年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知水平
·13.辛亥百年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正确认识孙中山
·14.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背叛者和颠覆者!
·15.孙中山问题的根子是枭雄黑道权力狂!
·16.反对极端化,全方位推动中共国民主革命
· 17.是蒋经国启动和成就了台湾民主化
·18.灯塔、样板以及台湾真正切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19.解决中国民族区域独立危险的当务之急
· 20.提高中国人综合素质必须改革教育体系
·21.未来会对孙中山和竭力神话孙中山者,作出公允的历史定论
·22.团结起来,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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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访谈(下):改革就是重回人类文明大道

2013-11-04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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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我认为政治制度非改不可。一个党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国家的权力,不改革一党专政,迟早会酿成动乱,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我反对推倒重来,那将给整个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震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的改革是使整个社会生活平稳有序地转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习近平所许诺的“落实宪法”,这是最现实的一条路。

   
   李洪林:(1925年~)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1977年,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大师》:为什么“重庆模式”会得到那么多人拥护?这个问题相当于要回答文革为什么得到了广泛支持,而且是亿万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其实它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确实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一天不法治、不公正,“重庆模式”被人怀念的情况就不会停止。重庆这套做法,您觉得对我们的政权,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了哪些危害?重庆逆流对我们有哪些警示?
   
   李洪林:拥护的是穷人,薄熙来是挪用国家的财政经费和他用“黑打”的强盗手段抢来的民间财富来“施舍”给穷人以便收买人心。还用抢来的不义之财,上下左右结交见不得人的“关系”。这个账还没有给他算呢。另外他也收买了一些无耻文人和演艺界的“明星”帮他鼓吹重庆模式。拿着国家的钱慷慨施舍,确实能够笼络得住一部分人的心,但是真正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王立军不就是他的特务头子吗,重庆人就生活在王立军这种鹰犬的爪牙之下。在他统治下的重庆,不但老实经营的企业无法生存,而且人人都生活在肆无忌惮的“黑打”恐怖中。薄熙来这个人志在最高权力,一心想爬到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上,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到咱们访谈时为止,他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庭,我不知道中央有没有这个决心,把他的盖子彻底揭开。当然,他的罪行必须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独立审判,治以应得之罪。但为什么不能从政治上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呢?为什么不举一反三,从制度上杜绝滋生薄熙来式野心家和独裁者的土壤呢?
   
   薄熙来是长在现有体制上的一个毒疮,把他揭开,把脓放出来,会揭出这个体制本身确有培育这种人的土壤。他的根扎在什么地方,把根拔起来必然牵扯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这需要现任领导的勇气和决心。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有可能“适可而止”。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不知道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又会冒出一个新的薄熙来。因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还在。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幸亏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个耳光。王立军一跑,这个脓疮的头就破了,他要是不跑,现在薄熙来怎么会在监狱里?早就坐在中南海里参加十八届常委会议了。
   
   《大师》:1月17日,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局长职务。《钱江晚报》发表评论称,“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副部级高官,用他满腹的男盗女娼,将他挂在嘴上的节操,毁损得满地乱滚。”点评的确击中了衣俊卿的死穴:身份与行为的严重分裂。他的知行分裂、错位,您觉得会冲击我们的意识形态吗?
   
   李洪林:其实衣俊卿应该是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的高官虽然满口马克思主义,其实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他怎么可能相信?至于口是心非,人格分裂,岂止一个衣俊卿而已!你现在能够找到几个真正懂得并相信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很多东西,社会主义是一项,另外还有他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多少知道一些,但也不多。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自己的理论体系,是百家里面的一家,可以研究,但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更不是万古不易的永恒教条。而且今天它已不能说明和解决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不信了。
   
   其实建国以来罢黜百家独尊“马列毛”的意识形态,不必等候衣俊卿去冲击,它早就被现代文明冲击得支离破碎,已经失去神圣地位,乏人问津了。至于那些道学家的思想作风,那就更加不堪一提,权贵们的双重人格早就把他们自己高唱的“主旋律”和道德训条扔到九霄云外。官员们自己都践踏的东西,还能对老百姓有吸引力吗?
   
   另外,如果把眼界放远一点看看重庆,衣俊卿事件和薄熙来事件可以说相映成趣,都是现行体制本身的产物,只不过一个是长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是长在政治领域。
   
   薄熙来作为封疆大吏,他的权力既不是人民授予的,也不是人民能够监督的,他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试问在现行体制下,哪一个封疆大吏的权力被关在笼子里了?只不过各位封疆大吏和朝廷命官所作所为各有不同,多数人不像薄熙来那样肆无忌惮罢了。
   
   同样,衣俊卿作为朝廷命官,在自己部门里不也是为所欲为吗?请问中纪委和公检法,在他们发生内讧被自己人揭盖子以前,你们过问过吗?没有。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人揭开盖子,到现在都会依然一面高唱红歌,岸然道貌,一面欺心暗室,男盗女娼。
   
   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的各路诸侯都是薄熙来,更不是说朝堂公卿都是衣俊卿,问题是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体制,如果不转型为民主宪政,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那就不仅会产生更多的薄熙来和衣俊卿,而且必然酿成大乱。
   
   《大师》: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他的坎坷人生深刻地警示: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文革后,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享有的自由显然要大得多。然而,邓小平划定自由边界时坚守的底线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战党的权威,这决定了他在一些关键历史时刻的选择。胡耀邦倡导“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这是党从多年惨痛中总结的一个带血的教训。今天领导人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觉得该如何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自由划定多大的界限?
   
   李洪林:邓小平尊重的是科学技术人才,因为要靠科技发展生产力,要搞两弹一星。至于搞文史和社会科学的,他就不一定尊重了,他要反自由化。反自由化就是消灭自由民主思想,用党文化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应该讲真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毛泽东几十年的压制和改造,独立的个性已经被消灭了,只能当驯服工具。我为什么佩服陈寅恪,他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当年他们想把他调到北京来主持历史研究所,他就不来,因为他拒绝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当时敢理直气壮说这个话的,只有陈寅恪一个人。
   
   至于说到如何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简单:只要按照习近平所说的“落实宪法”,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摆正了。知识分子最重视的,就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只要他能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不必担心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和党的关系自然就“和谐”了。至于自由的底线,只能由法律来界定,而不能由党来界定,因为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实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用法律给一切有权力的组织和官员划了底线:必须保护公民的各项自由,不得侵犯。然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至今还是一纸空文!
   
   我认为,先把现行宪法里面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款落实下来才是最主要的,这一步也可说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本来,“落实宪法”是把以前就有的公民权利予以实现就是了,还谈不到改革。然而原来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条文只是给人看的,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而执政者随意侵犯公民权利的违宪行为,却能明目张胆地进行而无纠正的机制。从这种现实出发,“落实宪法”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重大的政治改革,落实以后人们有普选权,有言论自由,结党自由,国家就已经转上民主的轨道了,别的都是次要的,可以再慢慢修订。比如说序言里讲的坚持四项原则就应该取消。宪法至高无上,谁能组织政府,由选民决定。凭什么把一个党凌驾到宪法和国家之上?而且序言本身就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价值。宪法是法律,每一条都有权威,是要执行的。序言又不是法律条文,放到宪法里干什么?
   
   《大师》: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赞成深化改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在具体改革方略上最缺乏共识的时代。知识精英的焦虑反映在共识的提法都有很多:左右共识,朝野共识,内外共识等等。您认为应如何凝聚社会共识?谁和谁的共识?
   
   李洪林:社会是人的共同体。各个人千差万别,立场、观点、倾向不尽相同。就是两个人之间,在重大问题上都不容易达成共识,更不要说什么左右共识、朝野共识了。就拿改革说,几十年了,达成共识了吗?其实政治上的所谓共识只是在某个时期对某个问题的妥协。妥协是很高的政治艺术,表现了政治家的水平。如果连妥协都达不成怎么办呢?只能由权力出面了。谁的权力大就由谁决定。权力有两种,一种是专制的,上级说了算,下级服从。一种是民主的,多数说了算,少数服从。
   
   现在中国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深化改革,但是执掌政权的少数人不赞成,你就改不成,因为中国是上级说了算,而不是多数人说了算。所以在这一点上,无论左右或朝野都没有共识,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共识。因为一深化就要触及政治,触及一党专政,权在他手里,他不同意,你人多有什么用?
   
   当前在中国来说,所谓改革就是把被社会主义所扭曲了的政治经济制度回归到人类共同的文明大道上来,经济上是从计划经济回到市场经济,政治上就是从专制逐渐过渡到民主。民主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分,民主就是民主。现在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几千年来在政治文明方面所创造的共同成果。内容都是人民通过普选授权给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保障公民的人身和私有财产的安全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可是上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居然公开反对这些普世公认的政治文明,他向世界宣布中国“五不搞”。其实这也难怪,因为一党专政和普世文明的民主确实是不相容的,怎么能达成朝野共识呢?
   
   共识就是至少这个阶段能够从什么事情开始做。习近平就任以后的讲话表示要落实宪法,这很值得欢迎。真正落实宪法,首先得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宪法没有规定共产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最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限制当政者的权力。八二宪法到现在31年了,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到现在还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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