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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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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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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狱中的刘凤钢祷告,为福音的中国祷告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也被消失了。7月中,连2003年3月之后的文章也都被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为狱中的刘凤钢祷告,为福音的中国祷告
   
   2006年12月18日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一、为中国福音大会2006祷告
     
     2000年,《生命季刊》主办了“第一届中国福音大会”,曾邀请我参加,由于中国的现状,我没有能去参加,我们曾为“中国福音大会”祷告。2003年,《生命季刊》主办了“第二届中国福音大会”,我们为主坐牢,在牢里,我们曾为“中国福音大会”祷告。几天后的2006年12月26日,《生命季刊》主办的“第三中国届福音大会”将召开,在中国大陆,我们将继续为“中国福音大会”祷告。
     
     我已写信给了狱中刘凤钢弟兄,向他介绍了“中国福音大会2006”,我也请求他为此祷告。我知道刘凤钢弟兄一定会在狱中为此祷告的。我们的主也一定会大大地垂听刘凤钢弟兄在牢里的祷告,刘凤钢的祷告一定是大有功效的。圣经,雅各书,第5章第16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二、左手受伤右手也痛
     
     袁相忱牧师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先行者,1979年袁相忱牧师为主坐牢出狱,不久袁相忱牧师就开始在自己的家中定期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学习圣经。1989年10月以后,袁相忱牧师获得了公民权,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也逐渐摆脱了“地下”秘密状态,更多的海外弟兄姊妹也能常来这个家庭教会,来分享主的恩典。
     
     1990年,中国福音大会2006教员、美国更新传道会李定武牧师来到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那次李定武牧师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他说:“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一个身体,你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是左手,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是右手,你们左手受伤的时候,我们右手的心在流泪。”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全世界的弟兄姊妹都是一家人。
     
     1994年,我和李定武牧师又在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见过一次。聚会后我与李定武牧师、李陈长真师母还在一个餐厅中交谈了不短的时间。我们谈到了李定武牧师1990年的那次讲道“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一个身体,你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是左手,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是右手,你们左手受伤的时候,我们右手的心在流泪”。李牧师和师母回到美国后,李陈长真师母定期给我寄来《更新》杂志。
     
     “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一个身体,你们左手受伤的时候,我们右手的心在流泪”,这句话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我立志要一生为主做工,一生为主传福音。在袁相忱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在刘凤钢家、武人刚家、勾庆惠家聚会。90年代初家庭教会还不是很多,把我们家庭教会的情况写成文章告诉给其它的弟兄姊妹,引导其它弟兄姊妹也在自己的家中办家庭教会,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1994年我们写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因这篇文章,1995年我被劳动教养2年,刘凤钢弟兄2年,高峰弟兄2年半。
     
     在我们坐牢期间,李陈长真师母还是定期给我寄来《更新》杂志。我出狱当天,我母亲就把寄来的杂志都交给了我。我流了眼泪,我知道在我坐牢期间,弟兄姊妹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这个左手受伤,他们这个右手在流泪。
     
   三、帮助东北鞍山的弟兄姊妹
     
     2000年,中国东北辽宁鞍山,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定期在一起聚会、学习《圣经》,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李宝芝姊妹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一些弟兄姊妹被罚款。
     
     弟兄姊妹们被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他们没有胆怯,事后他们写了证言证词,申诉他们的遭遇。如侯荣山在证言中写到:“马毅曾让他手下的人将我两手用拷子拷上,然后用绳子强行向上拉,用脚踩我两肩,还有一次,马毅将我两手分别拷在两侧的管子上,两腿捆在一起,马毅坐在我身上,用电棍电我上半身,用电棍在身上走了好几次,……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记得给我上绳时,我没有按马毅的意思去交待,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昏死过去,现在想起来还有后怕”。(更多的可见《生命季刊》第20期刘凤钢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
     
     2001年10月这个教会特意托北京郊区的弟兄姊妹来北京城里找我,当我看到这些证言证词时,我的心也在流泪。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左手受伤右手也痛。东北鞍山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并参加李宝芝姊妹的公开开庭。我和刘凤钢弟兄当时决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
     
     我们知道,我们帮助这些坐牢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申诉,有可能我们也要为此坐牢。我和刘凤钢弟兄都曾为主坐过牢,我们知道在中国坐牢是很痛苦的。在我被劳动教养2年中,我一直被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牢房中,在牢房门的下方有个洞,吃的饭、喝的水都是从这个洞递进来。地板下有个便池,大小便都在这里。这里冬天没有暖气很冷,夏天通风不好很热。每隔半个月、1个月、2个月才能离开牢房到外边晒十多分钟的太阳。在这2年中,不许与家人见面、通信、通电话。刘凤钢弟兄在东北的劳动教养农场受了更多的苦,由于营养差,血钾低,刘凤钢曾有很长一段时期走路都十分地困难,但是还是必须参加繁重的劳动。
     
     我们坐牢时,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我们的家人经历更多的苦难。刘凤钢的母亲,一个信主几十年的老基督徒,就去世在我们为主坐牢期间。刘凤钢的母亲在归天之前,一直惦记着刘凤钢。刘凤钢释放回家后,母亲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为这件事,刘凤钢一直感到深深地歉疚母亲。
     
     圣经,雅各书,第2章第14节到17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些东北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只说,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不能具体地帮助他们,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决定帮助鞍山的弟兄姊妹,我因工作忙,只能刘凤钢弟兄一个人去鞍山,我给了刘凤钢1千元钱。这1千元钱,2年后成了我被判刑的证据。1千元钱,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对现在的普通人来说可能也不算什么。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这1千元还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多元钱。我和李姗娜马上就要结婚了,当时正是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半年后,2002年5月2日,我和姗娜结婚,家具花了5千多,婚礼花了5千多,共一万多点,这些钱都是我和妻子在结婚前省吃减用出来的,
     
     我们决定帮助鞍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地减少坐牢的风险。刘凤钢去东北前,我们就商量好,我们要取得东北鞍山弟兄姊妹的授权,我们要在他们的授权下帮助他们上访、申诉、反映情况。刘凤钢到东北后,参加了李宝芝的开庭。还到劳动教养所见了李宝芝,李宝芝口头授权给刘凤钢,委托刘凤钢帮助她上访、申诉、反映情况,李宝芝还在几张纸上签上了她的名字。
     
     刘凤钢回到北京后,将开庭的过程、弟兄姊妹的证言证词写成了文章《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在此基础上,我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为了能让更多的基督徒帮助鞍山的弟兄姊妹,我还将此文修改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后来此文被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杂志《生命季刊》上。《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被发表后,很多海内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那些打人的警察,指责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我们为主坐牢受苦
     
     2003年的夏天,刘凤钢弟兄对我说,他受美国傅希秋弟兄的委托去了一次浙江。并告诉我说,那里的一些家庭教会的教堂被炸、被拆毁,他要帮助那里的弟兄姊妹。他将他写的文章《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给我看,我给做了修改,张胜其弟兄将此文发给了美国的傅希秋弟兄。
     
     2003年10月刘凤钢弟兄被抓,11月我和张胜其弟兄被抓。因为《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和另一篇文章《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福音被警察盘查的经过》,我们被判有期徒刑,刘凤钢3年,我2年,张胜其弟兄1年。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
     
     我们是冤假错案,根据国家的各种法律规定,一个“东西”是否为情报,需要经过专门人员的鉴定,并且鉴定人一定要在鉴定书上签字或盖章。可以在我们的案件中,没有正式的鉴定书,只有一个“公函”,上面没有鉴定人签字和盖章。这个“公函”最多只能证明可能是“情报”,翻译成文言文就是“莫须有”,我们的案件是岳飞“莫须有”一案的当代版。
     
     在狱中,我们都受了很多苦难,如押送我从北京到浙江的路程中,在火车上,我的双手一直被铐在桌子的腿上,是坐不得、站不得、躺不得,只能窝在那里,这样过了近20个小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看守所后,开始一星期,每天只让我睡1、2个小时,有时一点不让我睡,分三班地审我。由于长时间不让我睡觉,我都出现过幻觉。有时困得实在不行,坐着、坐着就要睡着,这时就要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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