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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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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共党《红旗文稿》说“有人妄想以普世价值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是特殊的,它要不是特殊的,又怎么能害怕“普遍”呢?因凡特殊的都是非法的。理应被“普遍”所改造!因为“普世”即“普遍”,“普遍”是合法性的最高标准。
   


   文明或进化就是从特殊向普遍,从个别向一般的攀升。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从特别走向普遍。
   
   而孙丰说,不管“妄不妄想”,也不问西方东方,只要所用的原则是普遍的,就100%的合法,因为普遍一词的意思就是无例外,无例外就是100%,因而就是真理。而真理性就是合法性。假如真有什么人“妄想”以普世价值改造中国,那么这个人即便算不上伟大,至少也构成无私、纯洁和高尚。因为----
   
   
   只要立场是解析的,并且方法正确,其结论必定是真理,这是永远不会错的。因为解析的对象全在“已知”里,而“已知”里包含些什么是既定的,不受解析者意志的转移。几何学、解析几何学、函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真理,就因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已知”的,“已知”包含了些什么,是它自身的事,与研究者的意志无关。西方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数学家,就因人类思维的规则只有逻辑,而数学是最严密的逻辑的应用,有了严密逻辑的训练,其对人生的思维也因之而严密。《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对后世的教导是:“为什么纯粹数学是可能的?为什么纯粹物理学是可能的?”因为这些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根据着“已知”,因而在事关思维的学问里,只要是解析的,其结论也必定为真,所以保证思维的正确性的方法就是:对于提供给我们的任何知识,一定先要用知性对于要联结的概念做出可靠性鉴别,不要把无形的与有形的(即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混杂,结论就必定可靠。
   
   
   人类说的话都是已经的,每个语言单位包含些什么思想也都既定了。只要取以分析(解析)就可得到。所以分析判断只要遵守逻辑,结论就必定有效。但人类存在(即实践)涉及的知识无限宽广,不能只靠分析,还需要综合(即扩充),而且综合是首先的。人类的错误都犯在扩充上。在分析里,就是把主词拆卸,从其构成要素里找出宾词----把一只西瓜割开,找出它的构成要素,这不会错!但要想扩充知识,就得向主词里加入它未曾含有的成分,这就往往出错。人的错误都犯在扩充上。把未经知性验证的知识强加到已经的知识中去,不经了知性的鉴别,只靠理性便必酿成错误。凡三角形内角之和总是180度,这永远不会出差错,几何学的全部命题都不会错,因结论被前结所包含。在人生问题上却不同,因为人生问题是用已有的经验去看未然,而已有的经验全是各个人的,偶得的、相异的,用相异性来看什么都不会得到公理。
   
   
   咱就以共产党说的:“有人妄想以普世价值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例,来讲清这个问题:在这个命题里,被利用的“普世价值”是主词。被谓词(即改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宾词)。这两个成分都是名词,即都已含了思想或对象。在“普世”里,“世”是名词,“普”是限制“世”的,因而“普世”就是全类无差别。咱不管被说的是什么,只要在全类里无差别,就必定为真。这里说的是“价值”,即人生的意义问题,能在全类有效的人生原则肯定是出于人性的。除非人类不是同一个本性,可一旦不是同一个本性,也就不属同一个类了。同一个本性的派生物,又怎么可能不是同质的呢?所以“普世价值”不只存在,而且是先于经验地存在的。对它的认识才是由经验完成的,才是经验的。可见共产党是从经验的角度才说“普世价值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但它说的就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的被人所经验。
   
   
   可见只有天才能造成普世,因而凡普世的必是天赋的。共产党能说出“普世价值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是把普世价值当成可选择的了,这有多么地可怜,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都不可能是人造的。这个党呀,根本就不知什么叫普世,就在那里妄吠。
   
   再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词组之做为思维的载体,就只是个扩充概念,不能被分析出可靠的成分。虽说这一概念的三个组成要素之做为起码思想单位各有可靠性,即制度、主义、社会都各有独立的意义,但“社会”的纯粹意义只表示由意识的应用所造成的人际关联,把这个思想套到主义上则没有可靠的意义,因为“关系或联系”的词义太宽泛,没边没沿,但主义或制度所要求的限制却必须是特定的、有界限的。用“社会”为定语根本无从賦予主义与制度一个明确的意思。至于共产党加给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规定,并不是“社会”这个思维载体所包含的,而是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里面去的。人的意志全是在个别特殊条件下的习得,当然没有普遍可靠的。所以共产党要“共产”也有理,把共了的产再“私化”还有理,把“产”完全地官僚资本主义化还有理。共产党就是“常有理”党。能对一切理都有理的就是不讲理,共产党就是用“不讲理”来对付任何理的党。但“资本主义”概念里的“资本”却是确实的,不移的,有边有沿,可触可摸的。由资本的运作造成的制度大致是合乎自然律的,只要合乎自然律,当然也就的本合乎于人性。
   
   
   再说“妄想”,它不过就是人的意志,“妄”是从外在立场上对“想者”所取的贬义,不是主体的自贬,所以“妄”在这个判断里无效,妄不妄要由被利用的东西来支持。可被利用的原则竟是“普世”,凡“普世”的必是客观的、凡客观的必是先天的,先天的是必然为真的。能被真的原则来改造的东西必是不真的。所以共产党这篇文章反倒把自已陷于尴尬,即使是不讨论立场,只从知识的可靠性上来说,从宪政辩论以来的中共党媒的所有文章,就没有一篇不是自搧嘴巴的。为什么?就因共产主义之做为理念不可能合乎普遍,只有普遍原则才是从本性里生发出来的,才能适合于本性。
   
   
   再,共党说的“以先验的抽象的观念如何如何……”恰恰就证明了自己的不法。因为真理全是先于经验的,所谓“经验”就是从人的能力里通过,从而被能力经验到。可人的能力是后天习得,一个道理是真是假是那道理自身的事,与我们的经验无关,与经验相关的只是我们认识到它没有。因我们是在有了理性能力后才能发生认识活动,所以真理的获取要靠经验,但理是真是假却与经验无关。因而无论用“先验的观念来干什么”都是对的,而且也只有先验的观念才能提供出真理,因为人类的理性是依照着必然性(也就是真理)来活动,才能活动。如果没有先经验的观念,经验凭借向前推进的规则全是经验的、即全是偶然的和特别的,经验又到哪里去得到它的可能性呢?
   
   
   《红旗文稿》说,“纯粹民主”是“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谎话”,也是凭着想当然而生的胡诌。因为纯粹说的是事物的构成要素的所占比例,而“民”并不是构成,而是绝对的先天存在,而“主”就是我的生命应由我来主宰,这个关系也是上天的的造就。所以“纯粹民主”就是只分析“民主”这个概念而得到的涵义,它与资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能因利害的占有而造成阶级,对人生的立场也可能因利害的要求而染有阶级的痕迹,但阶级只是经验的结果,不是先验的人性。所以某一阶级的民主也是从“民主”概念所包含的思想里发生出来,至少在本阶级内还得照着民主的一般原理才可能吧?其差异只表现在阶级之间。而且,阶级的本身也是由经验造成的一种阶段性的特殊性,随着经验能力的扩展,阶级的痕迹也在演变和弱化,这也是一个从特殊向普遍,从局部向全局的进化,所以无论谁,只要用的是“纯粹民主”,其“愚弄”就决会不是谎话。相反,那强调无产阶级民主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金正恩们才是愚弄人的谎话,甚至连愚弄都不是,而是赤裸裸地攻击与绑架。在思维的领域内,凡纯粹的都是先验的。
   
   
   很长时以来国内某些人土,如已故的谢滔老人等,海外的社民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判定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他们用北欧四国来定义社会主义。以前我曾用基于法统来解释这一说法说的。现在我来说清这里的分歧:即是从分析还是从扩充出发:只对“社会主义”以分析,社会主义就是无解的,谢滔老与社民党等就只是对扩充综合的坚持。老友刘国凯那些书和那些回答只是综合的,不具真理性。
   
   
   独坛上呂拍林发表的《习近平是迎接黄河清的天子》可认成是扩充判断的典例,其中中国各时期的引例属于统计,对《推背图》的引用则是强行综合,因为各历史时期的面貌与数据都是可验的,而《推背图》是超越经验的。在政治参入里只可使用理性,即使用证明法则。在以证明构造的文章里,不能得出超经验的结论,从超经验的结论里也推不出可经验的事实。人既是理性的存在物(即能用证明的方法来实现其存在),干嘛不依靠证明,而去指望超经验的想当然呢?习近平处在什么理性阶段,由他的言与行来支持。《推背图》不可能说到他,即使说了也没用,我们都是人民里的一员,应相信的只应是进化,用自己的力量去证明共产主义之恶,去积蓄推翻它的能量。我们只应指望说理,只指望国民的普遍觉悟。别无他路。
(2013/10/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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