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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纠风会议”是继续腐败的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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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很腻歪,我很委屈
·刘国凯,你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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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你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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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专制与意识形态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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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哪有什么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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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窖子,“和谐”是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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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人说话与为穷人做事”语无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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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
·民运不是斗内,是自身精神的洗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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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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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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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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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这题目是冲着官媒“意识形态领域干部要敢于对网民亮剑”而发的。
   
   《人民日报》刊文《关键时刻敢于“亮剑”》,称中国微博情绪令人看不懂,在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哄甚至围攻。这种一边倒的网上舆论倾向,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干部要学习主人公李云龙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不能畏手畏脚、左右摇摆。


   
   
   若共产党是好人,他“亮”的就是理而不会是剑。就因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有理性就是处处、时时、事事都以道理来解决问题。有理性的存在物凭着道理不亮却去亮剑,这是为什么?就因它本身无道理,不讲道理。而且知道自已一贯不讲道理,在平等的讲道理方法靣前共产党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它所以所亮的是“剑”而不是“理”就因人民在那里讲道理,把它讲到了理屈词穷,它没理可讲,它才拿剑来对付理,拿兵来对付秀才。
   
   “共产主义”是一种把独立个体合并为共体的主张,字面上所鼓吹的“共”看似针对的是“产”,“产”对着的是非意识能力物质。可无意识的物又怎能知什么“共不共”呢?除了人类,别的物都没有理性,都不能意识。那马克思是人,只能用人类的语言又只能活动在人类中,因而他的“共产主义”说教所针对的就决不是无意识的“产”,而是有意识的人。因为只有人,并且用了意识才能懂得“共不共”,所以实际上共产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做为一种意识,其所“共”的就不是“产”,而是人,即人的意志。
   
   
   可人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若不先回答这个问题,就去设计社会制度,便必是盲的,如无根之木,造成的是浩劫。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是个体的、并且独立的,意志是属之生命独立性之内的。因而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取消人的生命独立性的主张,因意志是生命独立性之内的,所以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只许官方意志不许个人意志的制度。也就是林副主席讲的:“全国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可既是“全国人民”,因而全国有多少独立的个人,就有多少个思想主体。虽说人在本性上无差别,但个性上却总是绝对差别的。怎么能够设想绝对差别的个性表现为一个意志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禁言!因而共产主义也就是焚书坑儒主义。焚书坑儒是从方便于统治出发,但人的个性差别却是先验的事实。从方便于统治为出发当然无从理解诸子百家的争呜。可是今天的人们,却不能不承认中华文化的主脉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派林立所造成。禁言能方便了统治,学派的林立造成的却是进化,而且学浓迹又是生命独立性的必然表现。
   
   
   达尔文发现并创立了进化论,人类的历史也记载了社会处在进化中。那么,人类理智所争取的是不可抗拒的进化呢,还是为统治的方便?《人民日报》所谴责的“偏激”,正是人类理智所争取的不可抗拒的进化,《人民日报》所扼守的却是统治者的“统治方便”。这一论点的理由是:不只是习近平是自然事实,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分子都是自然事实。既然人人都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凭什么要由共产党来说了算?什么狗屁的“革命两万五”,难道“革命两万五”还能比大自然对人的造就更根本,更始源,更不可抗?只有自然律才是唯一的合法性,革命合法性就是抢夺合法性,强盗合法性。人类的文明史正是有有限的(抢劫)合法性向自然规律为唯一的合法性的挺进。
   
   
   共产主义意识就是特权阶层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他们又怎么能看懂“我的精神是我的生命的构成部分,因而我的生命当然只应由我来作主”这种普世真谛呢?
   
   
   做为特权的共产党,它习惯的只能是不受公理制约的气指颐使,他们不会发生常人意义的对“偏激”的理解,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特权为正当的主张,本身已是偏激,而且极端。
   
   
   共产主义偏激在哪里呢?答曰,它偏激在对“人是自然界里的无差别的事实”,因而“在社会资格上就不许有差别”这个最一般的公理的抗拒上。《人民日报》所谴责的“偏激”是以“共产党”的极端偏激为正理,因而把那些以“人是自然界里的无差别事实”为根据,用以争取“社会资格上的无差别性”的人判定为“偏激”。共产党不懂得“人是自然界里的无差别的事实”,当然就不能为“偏激”追出一个客观的出处。他们对“偏激”的讨伐正像宗教混战中异端的帽子总是扣在失势者头上一样。须知,对利害的意识总是不自觉地与自我的意识连在一起,混为一谈的。
   
   
   其实“偏不偏激”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任何事物所以“是”该事物的这个“是”字。因为----人在本质上是“是人”,而后才能“做人”。可又只有在能“做人”之后,才反转过来意识到自已“是人”的。人可以滴水不漏的经验到自已是如何做人的,却不能经验自已是怎么“是人”的。人的实践理性,不是经了严格的训练或洗礼,就把握不到是人的“是人”来规定“做人”。因为只有在“做人”的限度内,才有个“如何”问题,在“如何”的范围内才涉及到“应不应该”,“正不正当”。(而所谓“偏不偏激”只是“应不应该”或“正不正当”的一个档次。)在“是人”的问题上,只有必然性,(即当且仅当性)不存在什么什么应不应该、正不正当。就是说,在事物之“是”什么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应不应该或正不正当”,即永远不会犯错误。因而就不存在“偏不偏激”问题。只有在“如何做”的问题上,才有“应不应该或正不正当”,才有犯错误可犯,即才有偏不偏激问题。自然规律永无错误,错误永远犯在统治者。
   
   
   因为“偏不偏激”只是评价,而非对“是什么”的肯定。能被评价的只能是“怎样去干”(即事物的可能性),亦即以上说的“如何做人”。也就是说只有在“如何做人”的限度内才可能有“想干什么”或“怎么去干”,其“所想”与“所干”才有该不该、当不当的问题。而“该不该或当不当”只能依据着一个不移的源泉来判定,因为只有不移的,才是可靠的,才能用为标准。而想法或做法是可选项,是可变的,不是不移的,当然不是可靠的。只有追到其是否出于源泉,合乎源泉,才能作出“该不该、当不当”的评价,或干脆说只有主观性才是可评价的。因为主观性才有多个自由度,才既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凡出于源泉的就是应该的、正当的,凡是违反源泉的就是不该的,不正当的。所以对事物之“是该事物”是不能作评价的,因为任何事物之“是该事物”是不能逃避、不能选择,没有自由度可言的,你评价它不评价它它都这样。
   
   
   人是非选择的自然事实,遵守无所不在的自然律,所以人应怎么思想,怎么行,只服从人之“是”什么。因为“人之是人”是不可抗的,无从选择的。但官方的意志却也是意志,也是选择,并非不移,就没有理由要人人都服从。只有经了全民意志的选择,才能取得最高合法性。主观能力所能够的选择,必须出自非选择的不移事实。人的是人是不可选择的,其最概括的表达就是:生命是独立的,因而意识属之独立的生命,是绝对有差异的: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他是他的,只要行为不是对他人的妨碍,就是正当的,就是大自然批准了的。凡被大自然批准了的,社会就没有理由去限制。
   
   
   试问共产主义又是出自什么,属之什么世界,遵守什么原则?共产主义出自老马的设计,属之主观世界,服从多自由度的选择,它就在客观上剥夺了处在权力之外的人的思维资格,是一种只给特定人群以自由。因而共产主义是反自然律的,反人性普世性的,是一种真正的偏激。理应铲除。
   
   
   经了79的批判和89的成熟,可以说中华民族已成熟到把“打倒共产党”做为最高组织纲领和鼓动纲领的历史阶段。打倒并必须打倒的是“共产主义”这一人造的文化,这一吃人制度,而非针对加入进共产党的人。对于共产党人,只能取犯了多少罪,给予多少惩罚。特别是海外,已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再绕圈迂逥,直接地喊出“打倒共产党”以为最高的时代使命。应高举的是赤裸裸的宪政旗帜,不是经了“社会主义法制”遮掩的宪政。在宪政辩论中那种硬把“社会主义法制”扯为保护色的做法是没有力量的,违背历史的成熟的,阻碍历史进程的。历史成熟到什新水平,就应有与成熟相适用租同步的口号,以为组织的旗帜。网上的與论应更进一步鲜明:民主就是消灭共产党,扫荡共产主义!只应与共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2013/10/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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