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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武元甲將軍


   作者:裴信( Bùi Tín )

   
   2013年10月05日
   

   
我所認識的武元甲將軍

   武元甲和人民軍報記者裴信
   
   
   
   武元甲( Võ Nguyên Giáp )大將剛於2013年10月4日去世,享年102歲 ( 2011年8月25日滿百歲 )。
   
   人壽百歲是極罕有和珍貴的,武公還是個超逾百年大壽的人。前人說人一蓋棺便足以定論了。 但是,由於歷史環境,政治鬥爭和長期的戰爭, 在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協議後國家南北被分割, 由於民族和解仍是遙路之遠, 因此對武元甲將軍的評價仍然是因差異、甚至較大的差異又完全相反的政治見解而使各方爭議,激烈和拖延的爭議還繼續下去。此也不算怪事。 故此, 對武元甲大將有一致的評價是難以發生, 也是完全幻想的。 在此文中, 我以客觀公平的態度和對一個剛遠去的人存緬懷之心,書寫我所認識的他。
   
   1945年的“ 八月革命 ”起義初期, 我在河內見到武將軍。 1948-49年我在榮市( thành phố Vinh )第四軍區司令部又遇見他。 1955年後,我參與由武將軍在國防部-總參謀部主持的多次會議。 1975年5月初, 當前往西貢探詢形勢時,他推選“ 人民軍報記者裴信作為策劃和指導大將探訪西貢-堤岸各區、探望幾位游擊隊的兄弟姐妹以及其家庭,和典範戰士的母親 ”,兩天後,他才正式與軍管委員會、第七軍區司令部人員工作;他還前往芹宜 ( Cần Thơ ) 探訪第九軍區,我也是隨行人士。
   
   1976年、77年, 武將軍率領越南軍事代表團先後前往中國、民主德國、波蘭、匈牙利、羅馬利亞和蘇聯訪問。 我是團員之一, 擔任國防部長的新聞助理兼人民軍報隨團記者,為他提供國際時事新聞,回答外國報刊、電視台記者的問題,同時也撰寫代表團每日活動的新聞報導。 每天早上, 國防部對外局長和我兩人常與武將軍共進早餐,同時向他報告形勢和商討一日須做的事務。
   
   1986年在第六次共產黨代表大會和1990年為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籌備期間, 他常囑咐我前往其家中吃飯,同時詢問社會、軍隊和國際的情況。 他是一個多愛聽而少說話、慎重、不主動說,少談心事的人;他不吸煙、不喝酒、不喝咖啡,只喝淡茶,他不像其他將軍那般喜歡玩撲克作樂。 在( 1966年-67年 )被稱所謂的“ 反黨修正主義事件 ” 的審查期間, 他以學彈鋼琴來作精神寄託, 只學會幾首普通的曲,還未能彈那些經典名曲如《 藍色多瑙河 》( An der schönen blauen Donau )或《 波斯街市 》( In a Persian Market )。
   
   
   功名和有所限制

   
   
   論才能, 武公確是個才華之人,從1946年至1982年,在整整的36年裡,歷經兩場長久和激烈的戰爭中站穩作為人民軍最高指揮的地位。當然,那是一個集體領導的機制,此外還有政治局、黨中央軍委、各位將領和軍官的協助,還有中國、蘇聯和其他國家的軍事顧問,故此,各種戰略、戰役的主張都常作共同的討論。
   
   例如當在1950年主張開展“ 邊界戰役 ”之時, 初始,武大將提出先攻打高平( Cao Bằng )市, 但是,由陳賡為首的中國顧問建議以“ 攻點阻援 ”兵法,先攻打處於高平和涼山 ( Lạng Sơn ) 之間四號公路上的東溪( Đông Khê ),然後消滅從高平逃走的沙東( Charton )兵團和從涼山而來勒帕( Lepage )兵團, 此兩隊法軍士兵在山林行軍和在工事外均被殲滅或活捉。 結果是解放了整個高平、涼山和邊界一帶的廣闊地區, 繳獲極多的武器和戰俘。 廣闊的越中邊界令戰略大大的改變,為日後的勝利作出決定性的意義。
   
   關於奠邊府戰役, 可以說這場戰役的主張是武將軍豐富的指揮才能的體現。1989年, 紀念戰役35週年,他曾對我再次詳細講述戰役的經過, 同時有錄音, 由友梅( Hữu Mai )作家在場筆記,後成為《 人民軍隊報週日刊 》( Tuần Báo Nhan Dan Chủ Nhật ) 上連載的《 最困難的決定 》( Quyết Định Khó Khăn Nhất )回憶錄。 1953年11月底,當法軍跳傘降臨奠邊府盆地時, 總參謀部曾馬上策劃根據林彪軍事學說的當敵軍處於臨時防守,還未作鞏固防守系統時,以“ 速戰速決 ”方式包圍和進攻的戰鬥計劃。 韋國清總顧問團長和中國軍事顧問團皆贊成這方針, 稱為“ 人海 ”戰術。 1954年1月, 武將軍前往陣地視察,包圍圈已縮小,大炮也已拉進部署在山坡上,作好了安全隱蔽;也設立多個偽炮陣,作疑兵之計。 預定1月26號下午6時開火,還預計以兩夜一日的時間將殲滅全部據點的敵軍。
   
   可是,1月25號整夜, 武將軍對勝利的把握思索,徹夜不眠。 1月26號中午, 他和三位將軍:總參謀長兼前線參謀長黃文泰( Hoàng Văn Thái )、政治總局副局長兼前線政治主任黎廉( Lê Liêm )和後勤局副局長兼前線後勤主任鄧金江( Đặng Kim Giang )在前線陣地開黨委會議。 武將軍清楚解釋了法軍鞏固其防守線後便建議:停止進攻,把大炮後撤,以“ 穩攻穩進 ”的戰術,即沿著各戰壕包圍,分開攻打每一個據點,並配帶短柄鐵鏟作主要進攻工具。 三位將軍聽後,一時驚訝而不言,他們慾想保持原計劃,因為戰士的士氣已高, 只須等待命令便一觸即發, 若現今改變計劃,就如遇上一盆冷水淋頭, 日後士氣也難以再復原。 到了日暮時分, 爭論更為激烈, 武元甲再次詢問,根據原計劃行事,誰人可確保百分百的勝利嗎?上述三位無一人可作答。他使用前線黨委書記和戰役總司令之權宣布結束會議, 之後打電話下令直接至下級各司令員:繼續保持殲敵的意志,但須停止進攻,撤走大炮,徹底執行命令。因為形勢已變,敵軍已鞏固防守, 必須改為“ 穩攻穩進 ”的戰術,誰有意見則留日後再解釋。 隨後,改變戰術,撤炮, 再多用近50個日與夜作戰,從1954年3月10號夜晚開始對堪藍( Him Lam )和獨立( Độc Lập )兩據點進攻,直至1954年5月7號晚取得全部的勝利,也已經歷了50多個日夜之戰,此被武將軍視為其一生“ 最困難決定 ”的時刻。公平而論,應該說,這是他個人指揮才華體現的象徵。 正如他所說, 戰役指揮所的阮孝( Nguyễn Hiếu )大校和軍報局副局長高化( Cao Pha )也應記一功,因兩人最早同意“ 穩攻穩進 ”的戰術。
   
   後來,多位軍官也承認若不改戰術, 一味冒險的攻打正如法軍指揮官那瓦爾( 即亨利-那瓦爾 [ Henri Navarre ] ,1898年至1983年;中將 [ Général de corps d'armée ], 法國遠東遠征軍 [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çais en Extrême-Orient ] 總指揮司令。譯者註 )和葛尼( Cogny . 即惹尼-格尼 [ René Cogny ] ,1904年至1968年;中將。法國遠征軍駐東京最高指揮官。曾參與奠邊府戰役。與上司那瓦爾有意見衝突和公開爭執。譯者註 )所部署的鞏固防守系統, 我軍抗戰的主要力量 --- 四個師將嚴重受挫, 戰爭的後果肯定不一樣。 中國軍事顧問們當初聽聞武將軍告知改戰術也感驚訝,但經他解釋後,他們也贊許這個打法。
   
   經歷上述的大勝利之後, 西方各軍事評論家常指出抗戰的一方曾遭受巨大的損失,比對方三或四倍還要多。 真恐怖,為勝利所付出的代價真太大的了,犧牲的全是壯男,年青俊秀,有理想的人,他們皆為民族的傑出人才。那是事實。
   
   1996年4月, 在美國華府國會舉行的研討會上, ( 美國 )威斯莫爾蘭特( William C. Westmoreland, 1914年至 2005年; 美國陸軍上將,越戰高峰期1964年至1968年美軍駐越最高指揮司令。譯者註 ) 將軍對我說:“ 我認為武將軍是個才華之人, 需要有才華才可以在三十多年的戰場上保持最高軍事司令的地位; 但,實話實說, 如果武將軍是美國的一員大將,那他就早已失職了,因為我們的國會,我們的社會不可以接受自己的軍隊有著如此巨大的生命損失。”
   
   我想,國家的獨立, 人民的自由生活是無價的, 即使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但共產黨的領導人已不真正的關注人民的自由,首先只關注黨的唯一和絕對的領導權, 由此, 無數烈士的生命最終成為殘暴和諷刺, 沒得到應有的回報。 這是武將軍最消極點, 這是一位被稱為“ 人民軍隊的大師兄 ”、一位名將帶有最深深的污跡之處。( 1992、1996年 )我曾寫兩封信給他, 提及他的四星大將軍銜是由逾萬名戰士的鮮血和白骨堆築成的, “ 一將功名萬骨枯 ”, 希望他參加、支持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運動。 只要他去探望正被當局極其殘暴對待的黃明政( Hoàng Minh Chính )兄,或召喚剛獲從監獄釋放出來的範貴陽( Phạm Quế Dương )大校來詢問事件的來歷。 這兩人曾是他手下的軍官。但他仍然忽視,無動於衷。這是他在意志、公正和人格方面上的弱點。
   
   
   許多人提及2004年1月武元甲致共產黨領導人的信函,要求處理涉及第二總局( Tổng cục II )“ 超嚴重案件 ”,交代清楚“ 五州 ”、“ 六邑 ”( Năm Chau, Sáu Sứ ) 和T4的事件,以及後來即2008、2009年要求停止在戰略地區的西原高原( Tay Nguyên, 即中央高原 )開拓鋁礦( bauxite )之事。 這是個有積極意義之舉, 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太遲,因為“ 五州、六邑 ”和T4事件已是發生於1991、93年和第二軍報局偽造的“ 第二總局 ”案也已是十年前之事的了。 武公須等到2004年,即紀念奠邊府戰役50週年時才發聲。 而且仔細觀看他所發表的內容只偏重於為自己辯護。 例如,他被 “ 五州 ”、“ 六邑 ” 偽造文件,誣告他陰謀搞政變,而T4事件則由第二總局偽造資料,誣告他和其他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 總言之,他只自我辯護,只為這個 “ 奠邊府英雄 ” 的外貌不被抹黑,保持至一百歲。
   
   他對鋁礦開拓事件的態度也顯得幾分軟弱和心不願, 與其他將領如童士原( Đồng Sỹ Nguyên )、阮仲永( Nguyễn Trọng Vĩnh )和一些高級軍官所撰寫的信函使用的詞句鋒利、重覆譴責的態度遠遠不及。
   
   勇氣是一位名將的首要本質,由此,1984年,當黎筍對《 人民報 》幾位幹部講話提及1968年的國防部長“ 膽小如兔 ”, 要到外國躲避。事實是:1968年戊申新春戰役計劃是由黎筍、阮志清、陳文茶( Trần Văn Trà )提出、草擬和實際指導。 當戊申戰事爆發時, 武公正在匈牙利作肝石手術後養病兩個月。實際上他並不贊成大規模進攻的企圖,只想推行襲擊戰略,攻打後便退,以保存力量作長久戰鬥。 其意見正確卻無力阻攔( 黎筍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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