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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中共意识形态只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

   

    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徐文立近日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指出保护私有财产和社会的高度自治是民主社会的两大基础。他并指出,中国正出现一个“网民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如今只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

   

    徐文立近日应邀出席旧金山华人的一个公开集会,发表主题为“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演讲,首先谈到实现宪政民主的两个基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社会的高度自治。

   

    谈到保护私有财产,徐文立以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绝大多数右派都向中共认错或认罪为例,说道:“这不能怪他们,为什么?因为自从1949年以后,他们合法的私有财产都被剥夺了,生存基础都没有了。一个右派可以接受自己被关进监狱里,或者到劳改农场去,他很难接受让自己的孩子也去。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他只好委屈的认错。”

   

    谈到社会的高度自治,徐文立说:“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才能成为民主宪政的国家。白宫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是白宫管不到罗德岛州,这个州的州长谁来当他管不了,他也不敢管。我们再来说说台湾,马英九总统,在台北市,他不敢随便干预台北市政。这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被关进宪政的笼子里头,整个社会是自治发展起来的。”

   

    徐文立在指出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一个“网民党”时,谈到自明代以来出现的被清代学者钱大昕和当代学者王学泰所称的“小说教”,他说:“中国人都喜欢看《水浒》、《三国演义》,那就是小说。小说对中国社会影响太大了,人们把它看成中国历史。而且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文化传承现象,就是说书,就是戏剧,每个乡间都有自己的戏班子,人们从戏文中知道中国的文化传承。李慎之说:王学泰先生了不起,他让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儒道释三家是中国,‘小说教’传承下来的也是中国。”

   

    徐文立接着指出:“其实中国也有像‘小说教’一样厉害的,我把他们称作‘网民党’。这个‘网民党’不得了,是成千上万,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关闭因特网,它就没有办法把他们消灭掉。”

   

    徐文立表示:“网民党”的出现,加上台湾和香港,已经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他说:“有人看形势会看得很悲观,觉得共产党武装到牙齿,不得了。我今天要说,共产党在中国顶多是半壁江山,中国的民主形势并不那么悲观。”

   

    徐文立为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他曾参与和组织1978年北京民主墙运动,后来又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他两次被中国政府判刑,刑期长达28年。2002年徐文立流亡美国,担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出任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目前徐文立已经退休,但仍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

    虚荣和伪善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恶——读保罗•约翰逊《所谓的知识分子》(余杰)

   

    我在大学时代就读过保罗•约翰逊简体中文版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对那些已经成为如同希腊神话中高山仰止的众神一样的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批判,对青年时代的我形成“独立的思想、怀疑的精神”功不可没。作为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偏偏拿自己的“同僚”开刀,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他所有著作中最具争议的一本。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萨特等人光鲜的公众生活背后种种不堪入目的真相,以及思想观念中的谬误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巨大的灾难。

   

    关于马克思的那个章节,在书中全部被被删去,我看到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版本。就像英国思想家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最初的简体中文版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性的批判,包括“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的伦理学”等几个重要章节全部都不翼而飞一样。对于中共政权而言,对毛泽东的公开批判是不允许的,对马克思的公开批判也是不允许的。于是,这些内容成了在中国“成人不宜”的部分。很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全本的台湾版的《所谓知识分子》时,这才发现,保罗•约翰逊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批判,正是全书最精华的部分。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虚荣和伪善是知识分子最大的邪恶”这一主题,亦印证了心理学家荣格的名言:“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即就是知识分子。”

   

    以“科学”为标榜的马克思主义是胡编乱造的赝品

   

    马克思对现实世界、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要大。马克思宣称他的主义是“科学”的,他找到了一种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方法和历史规律,名之曰“科学社会主义”。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中明显的犹太思想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天启观点。……它就是要把现在无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一下子颠倒过来,把被选择的人民从这个世界的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马克思使历史必然性的女神代替了耶和华全知全能神的位置,西方世界的无产阶级代替了犹太民族。他的弥赛亚王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后来的每一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而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中,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无一例外地都会以坚信不疑的口吻宣布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而其他的哲学和理论都不是。在这些国家,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学科的教育和研究,都围绕这一原则展开。

   

    然而,约翰逊发现,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胡编乱造的赝品。马克思虽然拥有博士学位,其学术成就却不足以让他在大学任教,只得为屈尊为报刊撰稿。马克思唯一的大部头著作《资本论》,不是一部有着严谨结构的学术著作,而是混乱无序的文章汇编。生活放荡、嗜好烟酒、作息毫无规律的马克思,缺乏自我管理和控制的能力,无法完成一部宏大的学术著作。约翰逊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垃圾之书,却激发了人内心深处的魔性,引发了二十世纪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并成为所有共产党国家数百万学者终其一生研究的对象。从臭气熏天的阴沟中能找到美食吗?

   

    且不论马克思的观点是否偏颇,其引用的材料和论据大都不可靠。马克思常常引用十年、二十年前的二手材料和数据,还有计划地篡改所引用的资料,完全违背学术规范和诚信准则。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学者在一份书评中指出,马克思“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政府发布的蓝皮书,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实内容截然相反的结论”。明明当时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在提升,他却把工人的生活描绘成苦不堪言、一片漆黑。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很少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也从未深入工厂去调查和研究,那个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博物馆读书破万卷乃至在地板上留下脚印的神话,只能说明他生活在抽象的、文字的、资料的世界中,对真实的、复杂的、变动的现实生活缺乏应有的关切和掌握。约翰逊一语道破天机:“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別人考察得来的事实。”

   

    变态的人格源于虚荣心受挫后的怨恨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圣经,也是一道紧紧套在数十亿人头上的“紧箍咒”。尽管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一种预言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但在中国,直到今天,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它仍然高倨于中国宪法的序言之中。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均提到要“特别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在共产党“党内修正主义”派别中,有人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以纠正过于残暴的毛泽东思想,也有人企图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挖掘符合人道主义的部分。然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一体的、一脉相承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用约翰逊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且由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权的实际行为所不断展示的暴力意味,其实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一种投射。”

   

    在人品上,马克思是一个冷酷、自私、阴险的小人。他和每一个交往的人吵,除非他们接受他的完全支配。马克思与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晚年抑郁而终,并导致与母亲彻底决裂。他的许多时间都用于巨细靡遗地收集政治对手的资料,并不惜向警方告密;除了与之臭味相投的恩格斯之外,他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没有其他朋友了。一位普鲁士警方干员在一份关于马克思在伦敦活动的报告中写道:“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则评论说:“马克思不相信上帝,倒是很相信他自己,并且要每个人都服侍他。他的心所充满的不是爱,而是怨苦,他对人类非常缺乏同情心。”

   

    文如其人。对于马克思的文风,约翰逊指出:“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氛围中,这些言词暴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成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马克思对暴力乃至恐怖主义有一种变态的迷恋,在一份对普鲁士政府发表的宣言中他写道:“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不会掩饰我们的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写道:“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要驳倒敌人,而且要消灭他们。”这跟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大亨本•拉登的豪言壮语何其相似!

    尽管得到恩格斯的慷慨资助而衣食无忧,但马克思生前并未获得他企图得到的名誉和地位,他的生活中充满挫折感和沮丧感。这使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心存仇恨和怨愤,这就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落榜后要大干一场的心态一样。约翰逊评论说,马克思从未取得足以发动大规模革命的地位,他把被压抑的怒气转移到他的书中,这些书总带着一种决不妥协与极端主义的语气,“不久之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以极大的规模,实现了马克思心中的所感受、其书中所激发的暴力”。

   

    在这种心态下撰写的著作,必然缺乏基本的理性和客观性。正如波普所说,马克思告诉工人阶级只存在一种改进事情的方式,即彻底夺取政权的方式。然而,他忽略了民主的一项实际上很重要的职能,即民主能够制衡权力。因此,波普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尝试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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