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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饿死百万的信阳事件

毛贼洞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在上海一个党内会议上说的“要增加粮食收购三分之一,农民不会造反,饿死一半人不要紧,还有一半人有饭吃。”于是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祸在中华大地发生:
   
   
   
   文一:

   大跃进时期:干部征过头粮 还不让百姓逃荒
   
   作者: 邓力群,
   
   原题:《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一、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继续“大跃进”。有些地方,正如火上加油,搞得更“左”了。几个月后,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也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陪同毛主席读书,毛主席心情很平静,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问题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
   
     到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事件”暴露出来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南海秘书室应接不暇。于是便派人下去调查。我的一个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去信阳调查、考察了,回来后跟我讲:老邓,问题真是严重啊!说的时候,神色惨然,声音都变了。后来,李先念同志也去了。
   
     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状况呢?就是因为不许农民逃荒。旧社会,农民没有饭吃,村子里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出去逃荒。过去历朝历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天灾,也是这个办法。可是,信阳那个地方,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弄得没有饭吃。但干部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的成绩,竟不让逃荒。
   
     这些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村干部,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不可能!主席说:这些事实证明民主革命不彻底。只能是那里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势力进行阶级报复,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我记得当时甘肃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什么地方也有一个什么大案,都是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来查处的。少奇同志要一位老大姐去信阳调查,回来也说信阳那里问题严重,其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在这样的认识下,1961年元旦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把农村出现大量饿、病、死人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
   
     事情都有个认识过程。没过多少时间,经过进一步调查说明,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主席最初的判断站不住。事情确实是我们的干部干的。这时,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陶铸同志。他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发现,派民兵把守、不准群众外出逃荒,干这些事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农村干部作风不好,上下造势,互相促进,就形成了那么严重的局面。 
   
     这时,存在这类问题的地区暴露得越来越多了。中央感到农村问题不简单,非常严重。并且认识到,根子在“左”。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到1960年中,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也突出地显现出来了。上半年,工业生产逐月下降,粮食供应非常紧张。
   
   文二:
   59/60年,国家粮食库存很充足,并且大量出口。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年1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1075.8亿斤超过了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亿斤,完成计划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1960粮食年度,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19-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19-3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文三:
   [人祸]半年饿死百万的信阳事件
   
   
   第一章 一、信阳事件 (选自杨继绳《墓碑》)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 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 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 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整 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 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 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 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 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 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 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 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 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 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 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 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 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 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 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 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 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 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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