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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邀李捷辩毛贼洞罪恶是非

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
   ——驳李捷兼下战书
   
   
   高文谦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文中指责我“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丑化毛,给我扣了一堆帽子,诸如“多处罔顾历史事实”,“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发表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官方网络水军也一拥而上,对我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还鼓动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责任”。
   
   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为什么现在官方又旧话重提?这是当局为了大张旗鼓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所做的统一部署。。。。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之一,李捷在这波捧毛造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发表重头文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宣称“‘非毛化’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现在又拿《晚年周恩来》开刀,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大陆广为流传,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当局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肃清这本书的影响,就难以恢复毛已经残破的神话偶像。这就是李捷以“权威”的身份出来批《晚年周恩来》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这篇文章与学术讨论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我曾与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通篇读过李文,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不值一驳。该文多处抄袭当年司马公文章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动地大段照搬,比如:“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乃至李文最后一段中“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除了把最后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的“哉”改为“耶”外,其余两百五十余字全部照抄司马公文。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质量如何。这样明显的大段抄袭,或可免被追究剽窃之责,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实。
   
   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
   
   林彪问题也成了李文指责我的一个题目,说“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这里要再次指出,李文这些说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马公文。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对毛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可是在中共体制内又有谁能说真话呢?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得死于非命了。李文中历数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种种表现,却把这出戏的主角毛轻轻放过。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的叙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学才是在为“预设的创作意图服务”。李文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又如,李文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英明;可是在林彪讲话后,不正是毛带头鼓掌、大加赞扬的吗?文革发动前夕,不正是毛要罗瑞卿传话给林彪,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的吗?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问题。只有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廓清事实真相,把林彪问题说清楚。比如,在文革酝酿和发动的问题上,林彪负有重要责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毛。至于说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阴谋,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辩称自己搞的是“阳谋”。别的不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出尔反尔,欲擒故纵,先是同意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事后又不认账,这不是搞阴谋又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了倒林,毛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背着林彪这个已经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风点火”,一面说“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这种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在周恩来治病问题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当年一一驳倒司马公文中的各种辩解后,不再纠缠其中细节,以免自寻尴尬,转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说过的话做文章,似乎这样一来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真实情况是,我在八十年代编写官方《周恩来年谱》文革部分时,就对当时周治病被一再延误感到蹊跷,特别是得知毛对周治病下达的“四条指示”后更是感到震惊。(其内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我在采访一些曾在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时,他们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由于当时人在体制内,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在写《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时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李捷应该对当一个御用学者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这种体制里面呆长了,会丧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严重分裂——当面做鬼,背后是人。这也是我决心离开这种体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来》和驳司马公一文中,根据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周发现患癌症后,根据毛的四条指示,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许做电灼手术,要他们“服从大局”。最后还是医疗组的专家暗中抗命,在手术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失早期发现治疗的宝贵时机,导致周体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我在批驳司马公的文章里,逐条批驳了该文中为毛四条指示所进行的各种辩解。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晚年周恩来》和我驳司马公的文章找来看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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