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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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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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一桩掐架公案


   
    江棋生
      
      

   
    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九号文件下发之后,一场反宪政风潮骤然而起,时闹时寂。在这一风潮之中,出现了一桩引人瞩目的公案,那就是,两位忧党忧社暨护党挺社之士掐到了不可开交、不容并存的地步。掐架的双方是:汪亭友与华炳啸。前者是反宪派阵营中以真名实姓拍马出战的悍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后者为社宪派营垒的中坚学人,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先请看汪亭友给华炳啸扣上的丑陋帽子:“‘宪社派’的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试图给宪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马甲,包裹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以便迷惑群众,瞒天过海,招摇撞骗。”(见汪亭友《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
    再请瞧华炳啸还敬给汪亭友的吓人头衔:“倒行逆施、破坏新政、阻挠改革、糟蹋马克思主义、搞乱党内思想的反宪分子”,“在内部搞垮执政党的致命杀手。”(见华炳啸《反宪政岂容绑架歪曲马克思思想?》)
    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读者诸君,想必你们已然感知,一股似曾相识的浓烈的路线斗争火药味,跃出纸面,扑鼻而来!
    哥俩相掐,谁是始作俑者?是汪亭友;是他发难在先,华炳啸反击在后。
    今年6月12日,汪亭友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题目是: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汪亭友率先向“宪政社会主义”开炮,认定这一提法不能成立,并且高调指出“西方国家恰恰是寄希望于中国宣布实行宪政,从而以之作为突破口,逐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需要我们警惕和注意的。”
    7月3日,憋了一肚子气的华炳啸首度作出回应,在他的《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一文中,言辞尖刻地抨击汪亭友“不顾学术底线和最基本的学品师德,故意以歪曲手段来肆意糟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及其活的灵魂”;满腔义愤地指控汪亭友等人“通过夸大敌情、挑起对立、渲染意识形态斗争等手段蒙蔽、欺骗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干部,离间党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思想混乱,掏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动摇人民共和国的宪政根基,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进,破坏‘新政’舆论氛围,达到其打倒一大片、拖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7月30日,汪亭友在《红色文化网》发三万字长文,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副标题是: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遭受华炳啸一顿臭骂的他,言词尖酸刻薄起来了。汪亭友反诘道:“你这种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意、严重违背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人,居然还屡获有关部门颁发的人文社科奖,这岂不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咄咄怪事?”8月5日,汪亭友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再发一文,题目是:旗帜鲜明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汪不点名地锤击华炳啸“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
    10月10日,华炳啸发表长达三万多字的《反宪政岂容绑架歪曲马克思思想?》(上篇)一文,全面批驳和讥讽汪亭友的“反宪政秀”。
    四个多月来,当事双方铆劲角力,这桩公案持续发酵,其源首先出于汪亭友对华炳啸的发难和冤枉;其次在于:华炳啸反应过度,防卫过当,逆袭过猛(本文对这一条点到为止,不再展开叙说)。
    平心而论,作为自愿冲锋在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卫道士,和每个毛孔都在散发原教旨马列主义气味的人大副教授,汪亭友对“宪政社会主义”敏感警觉、心存疑窦,担心它是一匹会导致一党专政垮台的特洛伊木马,应属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这位汪先生,一定对人大原副校长谢韬先生力挺“民主社会主义”记忆犹新。而实话实说,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码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虽有社会主义之名,但无社会主义之实,不过是改良版的资本主义而已。谢韬先生在世时,我在自己的《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一文中,就明确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雄辩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用说,在典型的“左派”汪亭友的心目中,“民主社会主义”铁定就是一匹可恶的特洛伊木马;而对华炳啸力推的十分貌似“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汪亭友确有理由怀疑,八成会是另一匹居心叵测的木马。
    此外我认为,汪亭友论证宪政与科学社会主义没半毛钱关系,在学术上也的确站得住脚,并不是像华炳啸所指控的那样,是汪“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栽赃马克思主义的流氓本性”之大暴露。
    然而,在这桩掐架公案中,汪亭友问题多多,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以我之见,汪亭友的问题起码有三。
    汪亭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武断地认定“宪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只能对“特色社会主义”造成破坏和祸害,并导致中国滑向宪政资本主义。他没有想到还存在别的可能性,即“宪政社会主义”可在事实上搞成照样没有宪政的、另一版本的专政社会主义,如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点也不科学一样。
    汪亭友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把主张搞“宪政社会主义”的人全都看成了“登台表演的小丑们”,他用阶级分析的照妖镜对准他们后,“那些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人就会现出原形,显露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和目的。”于是,对他们实行打压和围剿,也就呼之欲出了。在这件事情上,汪亭友的眼光、胸襟和做派都不靠谱——事实上,社宪派中有不少人与他的抱负是一致的,即都想努力使社会主义在看似山穷水尽之际,能够柳暗花明浴火重生,并最终引领全球万世永续。看不到这一点的汪,遂汗水涔涔干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傻事来。
    汪亭友的第三个问题,也是尤为不该出现的问题是,他居然睁眼无视证据确凿的客观事实,即无视“宪政社会主义”的举牌人华炳啸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无比忠诚,无视华炳啸为此不惜对宪政动用宫刑,无视华炳啸品牌之“宪政”对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干净剔除,无视华炳啸维护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殚精竭虑,而一口咬定华炳啸“所谓的分权宪政、治权竞争、多元治理,无非是暗指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只不过惧怕党章国法的有关规定”,“不敢公开说出来而已”。紧接着,汪亭友又以臭名昭著的1989年四·二六社论之口径,悍然对“宪政社会主义”作出宣判:“对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宪政改革,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士可杀而不可辱。含冤受屈至这般田地的华炳啸,其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也就毫不奇怪了。他拍案痛斥汪亭友“居心险恶地造谣、构陷于我”,“恶意造谣、诬陷我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这就是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亭友的杀手锏!”(见华炳啸《反宪派的弥天谎言还能走多远》)。
    顺便说一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不咸不淡地冤枉了华炳啸。9月17日,胡锡进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但现在一些人又提出宪政这个说法,它背后有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提宪政的是一些什么人”,“提宪政的这些人,他们的政治意图,实际上是在否定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宪政的动机是存在问题的,我不接受这样的动机。”
    胡锡进不加区分地说现在提宪政的人怀着一肚子坏水,这就一杆子把华炳啸也捎带进去了。
     我认为,在任何掐架公案中,无论观点分歧有多严重,搞诛心、冤枉人,都是最不可取的。就此而言,我反感和鄙视汪亭友,同情和理解华炳啸。事实上,在通读掐架双方的全部文字后,我已能认定:华炳啸不是汪亭友所指责的包藏祸心之人,也并非胡锡进所认为的居心险恶之人。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对“宪政社会主义”就会有什么恭维之词。相反,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华炳啸所钟情心仪的“宪政社会主义”,和汪亭友誓死捍卫的“特色社会主义”,上演的乃是同门“人类政治绝技”——都是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之中,还想一根筋地卖好社会主义的花江狗肉。不同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拒宪政的羊头,专卖社会主义的狗肉;而“宪政社会主义”,则是高悬“宪政”的狗头,大卖社会主义的狗肉。为什么给这里的宪政加上了引号?这是因为,在“宪政社会主义”中,一切都必须臣服于共产党一党垄断执政的硬道理,因而被归于“宪政”名下的东西,只能是宪政经宫刑伺候去势殆尽后的残躯一具而已。
    尽管我对“宪政社会主义”下手不轻,但我可以确认,“宪政社会主义”者最感痛苦的,并不是遭到汪亭友们的撕咬和民主宪政派的针砭,而是他们的忠谏情怀和苦心孤诣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体察和认可。说真的,在“三个自信”被当成符咒念的今天,“宪政社会主义”想要取“特色社会主义”而代之,真是谈何容易!“特色社会主义”出笼多年,历练有加,已被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捧成了宝贝疙瘩,轻易岂会被改名换姓、悠然扬弃?再加上这一回,“宪政”又被旗帜鲜明地大反了一通,“党和国家领导人”变脸纳谏、改宗“宪政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更是大大渺茫了。
    本着恻隐之心,我想劝一劝华炳啸先生:你出师未捷,南墙已高耸,是否还有必要一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旨在以宪政发展社会主义、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以宪政保障社会主义”,虽千万人,吾往矣?
    最后我想说,无论是拒宪政的羊头、卖社会主义狗肉的“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挂阉宦型宪政的狗头、卖开明版社会主义狗肉的“宪政社会主义”,都不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中国的出路是:像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列宁的故乡——俄国那样,决然挥别一党专政的各种人类政治绝技,淡定回归质朴的普世文明进化大道。
    2013年10月1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0月17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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