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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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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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中国社会的说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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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在世界人权大会期间的声明
·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归来
·魏京生案结束了吗?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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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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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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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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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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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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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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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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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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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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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显扬


   
   
    友人逝去,我心实悲;年少于我的友人逝去,我心尤悲。去年方励之去世后,又报张显扬病危。他们二位都是一九三六年生人,小我四岁,令我唏嘘不止。
   

    显扬因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医生说,成功的几率很小。他昏迷数日,忽然醒来,说了一声“九死一生”,又昏睡过去。奇迹出现了,果真九死一生,居然抢救成功。不久之后又一次发作。但出院后恢复良好。他整理了一部分文稿,结集编成《趋势与选择》,刚在香港出版。九月十八日第三次发作,未及抢救就停止了呼吸。人走了,幸而思想留下了。
   
   
    “动乱老手”
   
   
    方励之和张显扬不仅同年生,而且同年被开除党籍,同年成为“动乱分子”。
   
    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共产党内的顽固派王震、邓力群之流意犹未尽,要求加码,开了一个十二人的名单,给予处分。由于赵紫阳的拖延、敷衍、暗中保护,最后只落实到四个人:对王若水、吴祖光劝退,王若水劝而不退,则除名;苏绍智被撤销职务;张显扬受处分最重,和方励之辈同等待遇,也被开除了党籍。
   
    一九八九年,他们的罪名升级了。六月三十日,陈希同的“平暴报告”将方和张列入了“动乱分子”的名单。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数落他们的“罪行”。提到张显扬,说一九八七年被开除党籍,“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在“动乱分子”中,又称“老手”。那时方励之已经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与方同一重量级的“动乱老手”张显扬,自忖难逃牢狱之灾。但他既不躲也不逃,等待警察上门。他将毛巾、牙刷装在一个兜里,挂在门背后,准备随时出发。等了三个月,没有动静,不知何以竟成漏网之鱼。
   
    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张显扬的住宅成了自家囚室。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就有公安人员在楼下监控。二〇〇九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监控更严。从九月十七日晚上开始,警察来楼下执勤,少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还配有专车,二十四小时上岗。直到十月九日中午才撤离,前后二十三天。显扬被软禁在家,不得出门。十月一日上午,只好看电视。他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气势恢宏,八面威风。由如此庞大的钢铁家伙所保卫的政权,为什么害怕被言论所颠覆?他写道:“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竟被我‘自己的国家’剥夺了发言权和行动自由。”“我心里一片悲凉。”
   
    显扬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闭上眼睛,想起了六十年前的第一个国庆。在那热情奔放的岁月,他是农村的一个红领巾。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乡里土改工作队的“小跟班”。显扬的家乡是江苏太仓浏河——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母亲在家种田,父亲出外打工。 他是上海港的码头工人。共产党确曾“唤起工农千百万”,千百万工农在革命的盛大节日里一度扬眉吐气。张显扬的家有过一段好日子,穷小子张显扬也上了大学。但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颠来倒去,千百万工农又成了受剥削、被压迫的新式奴隶。来自工农、为工农发声的知识分子张显扬也饱尝“无产阶级专政”之苦。
   
   
   
    推翻“毛论”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部分教师来到北大。张显扬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因进行抵制,成为“大辩论”的对象。此时,“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一旦成为运动对象,众叛亲离,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张显扬却特地跑到哲学系找上门来,对我表示支持,从此结成战斗友谊。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立即投入战斗,不约而同地写了文章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和合作者王贵秀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观点一致,我们三人讨论了几次。定稿以后,相约分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红旗》请示汪东兴,汪批示: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同意发表的,不能批。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自有对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在显著的地位刊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只批“张春桥说”,不打引号,不注出处,但谁都知道怎么回事。《红旗》是汪东兴掌控的阵地,就是不发我的文章。一年以后,《北京大学学报》复刊,向我索文。我交出这篇批判张春桥的文章。学报的编辑打电话问《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听说汪东兴有指示,张春桥的文章不能批。有这么回事吗?”汪子嵩反问:“你们收到文件吗?”答曰:“没有。”“没有,就不去管它!”讲得有理。学报作为重头文章,放在第一条。这两篇文章都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编的《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中宣部的书报检查官还要人民出版社“去掉郭罗基文章的副标题”,即坚决执行汪东兴的指示,不能点名批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回答得很巧妙:“我们是收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原文就有这个副标题。如果要我们去掉,先要请《北京大学学报》去掉。”《北京大学学报》已经发行了一万多份,如何能去掉? 也就不了了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时期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批判四人帮还是有阻力的,对批判四人帮的人还是有压力的。
   
    由于我们三人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战线上活跃一时,被不怀好意的人称作北大的“三家村”。但我们三人被列入胡耀邦圈定的名单,参加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有一大批人被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张显扬和王贵秀这两位“闯将”,在推翻毛的创造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林彪的绕口令:“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打倒了敌人,还要“继续革命”,只能到革命队伍中寻找敌人了。他们是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多少革命者被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最后,毛伯斯庇尔逼死了林伯斯庇尔,而毛伯斯庇尔本人也从此一蹶不振,气息奄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仅祸害苍生,也葬送了这个理论的创始者、鼓吹者自身。粉碎四人帮以后,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还一再声称“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到底”。
   
    张显扬和王贵秀在理论务虚会期间散发了一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长篇材料,又召开自发的民间串联会,进行讨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闯将”们所否定。直到三月三十日,邓小平所作的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以暧昧的口气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显示出邓小平和理论务虚会多数成员在思想上的差距。时间是威严的法官。不消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需“继续研究”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打倒毛家店”
   
   
   
    张显扬晚年的理论活动着重批判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事情,根子在毛,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不把毛批倒,其他什么也动不了。”
   
    毛泽东的一生,先是在党内夺权,然后在全国夺权,过作“权瘾”。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故曰“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开放》2006年5月号)
   
    我写了一篇《论新启蒙》的长文,征求他的意见。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从五四发端的老启蒙,传统的说法叫‘打倒孔家店’,那么六十年后从‘实践标准’讨论开始的新启蒙,完全可以叫做‘打倒毛家店’。在你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的启蒙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或两重意义。你这是第一次。如果再把新启蒙以‘打倒毛家店’名之,那将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在,反改革的人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姜太公的令旗来挥舞,急急如律令开倒车。新的蒙昧主义确实就是“毛家店”的传销商品。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表现了新的蒙昧主义的嚣张。还有人组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鼓吹“造反有理”。一些暴民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招手的画像搞打、砸、抢,妄图重演文化大革命。确实如张显扬所说,不把毛批倒,中国就动不了。
   
   
   
    栋梁之才被埋没
   
   
   
    张显扬不仅是理论长才,还是操作能手。
   
    理论务虚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兼所长,所员只有从北大调去的张显扬一个。于光远是忙人,而且是“甩手掌柜”,只管“大方向”,不问具体事。实际的建所工作,都是张显扬在张罗。在建所的同时,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规划会议”。会议是在大连的棒槌岛举行的,会议的组织工作也是落在张显扬的肩上。
   
    马列所成立后,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的编纂,张显扬又挑起了重任。为了设计条目、组织力量,需要先形成一个框架。张显扬代表马列所担任框架小组组长。我作为协作单位北京大学的代表担任副组长。在设计条目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提出几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第二,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实践上是以社会发展的水平作为客观条件的,理论上是可以充分论证的。第三,区别理论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这是斯大林的定义。现实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不一致的。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编写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是胡乔木。他发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被全盘否定,换了一批人,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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