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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独立和精神创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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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独立和精神创造的关系
   
     独立就是不受制于他方;所谓个人的独立,顾名思义就是个人不受制于他方地生活。但完全不受制他方可能吗?打工(受聘),你得受制于老板、经理、SUPERVISOR。。。自雇(自己做老板或当个体户),你得受制于市场、政府的法规条例、社会文化。。。你就算不打工,也不自雇,可以如北欧国家的难民那样靠救济金存活,你也得受制于政府——按照政府的要求在语言学习呆着、并定期会面监护人、或者参加“就业培训”。。。否则救济金不保,即便这般麻烦也很不稳定,等到哪天右派政客当选,你的苦日子就来了;你若有优厚的遗产,可以不打工、不自雇、也不领救济,你也得受制于社会——比如,你离不开医院、离不开药品、离不开某种喝惯了的饮料。。。甚至离不开互联网;即使你逃到深山老林里去实现了“完全独立”,你也得受制于严酷的大自然——若你的野外生存能力不强,你将很快成为树根下的肥料。
     所以说,完全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完全的独立之路,就是倒毙街头、或者倒毙山野之路。为什么完全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需要吃、喝、拉、撒、衣、住,进而性的满足,这些个生理的欲求,导致人处处受制于他方,因为身体带来的制约,人的存活都是有限的。
     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痛苦;这就是痛苦的根源。因为这诸多的制约,人的一生,痛苦何其之多!所以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苦海无边。而这苦海之源,就是人的身体。所以道家创始人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虽然完全独立不可能,但相对的独立是可能的,并且因为吾等有身体“常人”,不能不继续在这尘世中挣扎,因此独立性的相对多寡,就有着重要的意义。独立性对精神创造活动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独立性,创造活动就象套着枷锁的囚徒游街。中国的知识分子难道没有足够体会:种种专横愚蠢的审查、“枪毙”、领导意志。。。埋没了多少天才的灵性、挫伤了多少自尊心和积极性!
     现实地说,最大的相对独立就是自雇——完全靠市场为生;因为自雇者不再受制于具体的人或单位。按理说,享有更大独立性的自雇者应该拥有更多的精神创造成就太对,但这里面却有着太大的悖论。古往今来,真正以自雇方式在市场中实现其价值的天才却屈指可数,信手就可以拈到: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莫言、巴赫、柴可夫斯基都不是自雇成就者:
     牛顿如果不被剑桥大学发现并聘用,而继续呆在他哥哥的农场搞业余数学研究的话,他的价值注定埋没;
     爱因斯坦如果没得到瑞士苏黎世专利局鉴定员的工作,而继续在市场中翻腾以家教为生的话,他将无暇成就狭义相对论的理论;
     杨振宁如果没有普林斯顿研究所的环境和保障,而下海到市场中打拼,他不会有时间和精力提出“宇宙不守恒定律”;
     莫言如果没有军队和中国作协的先后保障,而沉浮于自由撰稿的市场中,他也静不下心来进行艺术沉淀,并从中提取诺奖水平的结晶。。。。。。
     柴可夫斯基有大学教授的教职工作的收入,保障其音乐创作。
     作曲家的悖论更为明显:古典音乐群星灿烂的十七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音乐家依附于教会和贵族阶层:维瓦尔第、亨德尔、海顿都是宫廷音乐家、巴赫则是教会音乐家。。。莫扎特和贝多芬“下海”之前,也是教会音乐家。
     总的来说,商业和实用技术领域以外的天才人物,鲜有依靠市场成功者;这在理论科学家和非通俗艺术家中尤其明显。而且,自雇的这类天才,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甚至命运凄惨:
     莫扎特是奥地利第一位完全靠市场为生的作曲家,因为不堪看人脸色的艺仆生活,品性高贵的他抛弃了萨尔茨堡的首席乐师职位,移居维也纳做起了自由作曲家。但这“自由”的代价却高昂得可怕:在维也纳,莫扎特穷困潦倒,冬天晚上因为烧不起壁炉,常常与妻子跳舞取暖;他夜以继日地创作歌剧和各类形式的乐曲,却依旧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最终遭到嫉妒狂同行——意大利裔的维也纳宫廷乐师萨列里毒杀身亡。我敢说,即使萨列里不下毒,莫扎特也很难活过五十岁,市场生存的巨大压力迟早会提前耗尽他的生命力——从油画画像看,莫扎特三十四岁时就已经很憔悴了。
     莫扎特的天才是空前绝后的,他的妻子和朋友都证实:他创作歌剧,就象写信一样的轻松快捷;他写的五线谱潇洒秀丽,极少涂改,从来一蹴而就,而且天衣无缝般地完美;而别的作曲家(包括贝多芬在内)创作时无一例外得苦思冥想、甚至满头大汗,手稿也得多次修改。。。萨利里初见莫扎特手稿时,无比惊叹道:他写的东西那怕改动一个音,就会变得不完美,仿佛上帝已预先把整本歌剧存放在他的头脑中,他只是把它调出来而已。。。。。。
     象莫扎特这样的绝世天才,在市场中都艰难若此,别的自雇者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绝大多数作曲家和艺人根本无法完全靠市场为生,迄今也是这样。贝多芬在维也纳的日子,一度比莫扎特还要苦,闯荡维也纳之初,他租住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每一个格罗申(相当于美分)的花费,都得精打细算,这种挣扎般的日子,全靠他普鲁士人特有的耐苦精神熬了过来;在耳聋之前,他的收入主要靠教钢琴和开小型演奏会寻求贵族的资助,拉祖莫夫斯基公爵和罗伯克维兹王子曾先后是他的资助人,也就是说,光靠作曲贝多芬根本活不下去。
     也因此,耳聋对贝多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它一度断绝了贝多芬的主要经济来源:耳聋后上不了课,也演奏不了乐器了。幸而此时贝多芬已名扬欧洲,逐渐获得了一些作曲的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他曾经的学生——奥罗穆茨大主教鲁道夫大公。
     但是舒伯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十九岁他辞去教会学校教职工作“下海”做了自由作曲家,但他作品长期得不到当时出版商重视,又因为没有名气,开演奏会所赚微薄,完全靠一帮朋友的接济度日,生前一贫如洗,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廖亦武笔下的中国交响曲大师王西麟,因公开场合“讲错话”触怒了当局,其作品的世界级演出合同遭文化部门解除,整个人被撸到市场中,顿时穷愁潦倒,本来可望辉煌的晚景灰飞烟灭。。。为什么?很简单,交响曲在中国没有市场,作曲者离开官方的资助,无法靠作曲生存。
     迄今,严肃音乐的作曲家也少有完全靠市场为生的,他们一般都是大学教授,利用充裕的业余时间搞创作。其他非实用、非通俗领域的人才,完全靠市场成功的也相当少,而且这成功的少数人,也多是在大学或某个机构、单位中成了名,才以名作舟,下海冲浪的。伯特兰.罗素、鲁迅就是典型。
     完全由市场起步的艺人,普遍都很凄苦:希特勒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卖画为生的岁月,可谓是饥寒交迫,在维也纳一度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后来迎合市场降格改画明信片和卡通,日子才稍好过点,但仍挣扎于温饱问题的阴影中,后来全靠“一战”爆发参加德军,才有了稳定的饭碗。
     最近看了材料:现在德国柏林有个女画家也如当年希特勒一样完全靠市场为生,其自雇的境遇比希特勒竟好不了多少。女画家自己承认,虽然她每幅画卖价不菲,但扣除市场不稳定因素和报税,她还不如工厂里的土耳其难民工人过得舒服。
     
     那么,为什么非实用、非通俗领域的人才,在自雇的情况下更加凄惨呢?自雇不是最有独立性吗?为什么在自雇非但没有增加这些人的创造性,反而使一个个创造的生命更早凋零?
     这是因为市场对人同样有着制约和压迫,此种制约和压迫,因为制约方和压迫方的非具体,而不引人注目——许多人甚至以为:市场对于人才,就象大海对于鱼、天空对于鸟一样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实在是天大的错觉。市场对人的制约和压迫,就象掌权者等具体的人一样强有力、甚至更加冷酷无情。
     市场的作用力来自大众的需求,而大众的需求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寻求感官刺激的,因此,在市场中最易成功的精神创造当然是实用技术发明、各类赚钱公关“秘诀”(如卡耐基之流的畅销书)、或以新奇低俗内容抢眼的出版物(如新闻“爆料”和各类八卦)。。。而文艺类的天才,几乎总是不屑于迎合大众的需求;因为天才的情趣和智力,与大众都不在同一个世界:天才往往能洞察出未来的世界、或者现世背后的隐秘世界,而大众对此却浑然不觉,也没有了解的兴趣——绝大多数人都是鼠目寸光之辈——只对眼前的“实惠”感兴趣,说他们“现实”都是高估了他们。
     因此,非实用领域的天才,尤其是文艺类的天才,他们的作品几乎总是在生前倍受冷遇,每每要到他们身后若干年,甚至上百年,其价值才会被发现。巴赫和叔本华的作品,生前都倍受冷遇。
     简而言之,市场需求,要求创造者低俗化、实用化,这种需求象一把强横的铁锤,谁不服从就砸碎谁的饭碗,冷森森地绝无情面、毫不怜悯,哪管你是莫扎特还是贝多芬。。。而全无权贵中的惜才者那般“礼遇”、“例外”和“破格”。但另一方面,真正的天才,鲜有为迎合市场低级需求而自我降格者,因为这对他们的智力和性情都是折磨和羞辱,就如同狗无法委屈性情去和鼠辈玩耍一样——狗只对同类和智商更高的人类有兴趣。
     所以,完全栖身市场的文艺天才命运普遍凄惨;而得志者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那些狡猾的庸才,因为只有他们才有低俗化、实用化的永恒驱动力——天才创作是出于本能般的兴趣,它就象呼吸一样自然,而且忠于真理,并不在意公众的脸色。。。而畅销书作者类的人搞“创作”,是为了钱,市场需要什么,他(她)就写什么,谁只要肯出钱,甚至可以象点菜一样令他们“创作”适合自己心意和口味的作品。
     当然,不同时期大众的需求也有层次之别:贵族阶层和教会兴盛的时期,由于贵族阶层追求优雅、精致品味,教会僧侣阶层崇尚圣洁和崇高,他们对社会的产生巨大的主导影响,那一时期大众的需求层次也相对较高,但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教会的没落和贵族阶层的消亡,大众的品味越来越低俗,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古典艺术的全面衰落——我敢说,今天若没有政府的扶持和某些基金会的资助,芭蕾舞、歌剧、交响乐必早已在市场中湮灭了。
     民主化将社会的艺术品味推向粗糙和低俗,商业化则加剧此种粗糙和低俗;而在民主化进程中异化生成的伪共和极权社会——共产党国家是典型,更是社会艺术品位低俗化、烂污化的特效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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