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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之行

夏威夷之行


嚴家祺《在人生的列車上》中的一篇


(2014年出版)


   
   

    我们地球的许多地方,有的地方去过一次,再也不去了。有的地方,会去过多次,甚至不断去。一九八八年,我去过夏威夷两次。后来因为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翻译《文革十年史》,去过两次。加上参加会议,又去了几次。夏威夷之行,认识了许多人,除了郭颖颐外,还有张少炯、唐德刚、许倬云、成中英、邵东方、张慧峰、孙穗芳、古华、叶鼎、葛浩文。
    我第一次到夏威夷参加的会议,是“民主与社会公正研讨会”。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社会公正”与“民主”同样重要。当时,经过毛泽东“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时代後,人们还没有普遍感到“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要性,二十五年过去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公正”问题愈来愈突出了。
    夏威夷的最大城市檀香山(Honolulu)是一个好地方。从上海来的张少炯是檀香山一家T恤厂老板,他开车带我、高皋、张伟国,沿着岛走了一圈,到著名的“风口”(Nuuanu Pali Lookout)、帽子山(Chinaman’s Hat)附近的海边、摩门教教堂、菠萝园等地,让我们看尽了夏威夷的秀丽风光。张少炯的家位于一座小山的顶上,郭颖颐、张伟国也到了他家,我们在宽大的阳台上聊天,面对的是浩瀚的太平洋,感到自然界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太平洋变幻不定的图景,使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居住环境。孙穗芳家也面对太平洋,但她住在一栋高楼中,从窗户外望,也是太平洋,但没有在山顶上看大洋的感觉。
    孙穗芳生于上海,是孫科的第三个女儿,在檀香山做房地产,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的家完全佛教化了,家中到处都是佛像。我和高皋到她家中,见到她两个儿子王祖榮與王祖耀,聪明英俊,充满活力。她的家有第二重门,看着这个门,好似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孙穗芳在後来给我的信中说,这是“天门”:“一九九0年八月二十八日当我看太阳下山时,看到此天门。画下来後,仿制者家中。宏恩法师从经书上查出此那我们头上第一层天,叫‘四天王天’,东部‘持国天国’之天门。一九九五年九月底,我至山东曲阜祭孔後,至青岛参观湛山寺,明哲法师讲:‘持国天国’是金色专司我们这世界治理国事。当我离开湛山寺时,他追出来对我讲,这是叫妳把三民主义带回来,叫他们实行。” 孙穗芳送了我两大本《我的祖父孙中山》,她研究三民主义真是下了功夫,而且有许多创见。她是他祖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她创办了孫中山和平教育基金會,在深圳創辦了孫中山心血管醫院。她还是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校董。夏威夷之行

    孙穗芳在二十三岁前,除了三年在香港外,二十年时间都生活在上海。她对上海和毛泽东时代十分熟悉和了解。一九五五年,她在上海第八女子中學高中畢業,雖然成績名列前茅,但因父親孫科的國民黨背景關係未能入讀大學,她寫信向繼祖母宋慶齡求助,終於在一年後成功考入同濟大學建築系。一九五九年,孫穗芳因母親嚴藹娟患心臟病,獲批准前往香港探親,一九六二年入讀香港大學商業學系,不久嫁給香港富商,後移居美國夏威夷。一九六六年,孫穗芳在同父異母長兄孫治平協助下,前往臺灣首次見到父親孫科,當時孫科已是七十五歲高齡。在我和高皋见到孫穗芳时,她已经六十岁了。孙穗芳是在沒有父愛的環境下成长的,幼年在上海曾遭受繼父多次毒打。有一次,她抱她同母异父的小弟,因托不着小弟的背,使小弟受了凉。她後父就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耳朵鲜血直流,从此,留下了终生耳疾。在《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孫穗芳说;“那个时候,我经常哭,哭自己既是国父孙中山的孙女,却又有这悲惨的身世。”
    这使我想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的悲惨身世。她在中国时训练她儿子游泳八年,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她六十二岁时,带着两个儿子,凭着一只空油桶,从深圳大鹏湾游泳九小时,偷渡到了香港。一年多以后,陈子美独自一人以旅游签证到了美国。二00四年在纽约去世时,没有亲人在她身边,一个多月後,负责安排她後事的佛教组织才与她在中国的儿子联系上。我不明白,这些伟大人物的後代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苦难?
    在檀香山,我们还见到了许倬云。许倬云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他当时正在夏威夷大学讲学。他的文章,学贯中西、视野开阔。他在一九九四年中《联合报》上写过一篇《素心五愿》,谈到“富贵福寿善”的含义,真是至理名言:
    不求是贵
    够用是富
    无欲是福
    少病是寿
    感激是善
    许倬云四肢大部分短缺,他说,他是孪生子中的一个,兄弟发育健全,他因子胎儿时期“过度忍让”而先天畸形。他待人处事不卑不亢,言语谈话谦虚真诚,总是坚韧不拔地面对人生挑战,看到他乐观自信的样子,才知道他的《素心五愿》之含义深刻,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个学者在中国讲坛上大谈“有了钱,怎样使自己高贵起来”,与许倬云的“不求是贵”相比,完全是两种人生境界。
   夏威夷之行

    (图)1996年4月10日在檀香山会见许倬云(右2)和郭颖颐(左1),郭颖颐是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十年史》英译本译者。右1 是许倬云助手韩效荣,右3是严家祺。
   
    我与唐德刚是一九八八年夏威夷会上认识的,当时知道他是《李宗仁回忆录》作者。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後任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他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晚清七十年》风靡台海两岸。初次见他时,他与几位教授谈笑风生,但粗话连篇,我当时弄不懂美国的大学教授怎么会这样。後来才发现,他平易近人、待人真诚,与他相处,无拘无束。我到纽约後多次去他在新泽西的家。他的一张很大的硬木桌子,坚实无比,他先给了政治学所我的同事李方,李方又给了我,这张桌子,我用了近二十年,看来再用一百年,这张桌子也不会有损坏。唐德刚老两口年岁大了,要移动一张桌子都很困难,看来他们不会去麻烦儿女,来自山东的王书君常常去他家帮
   助他做体力活,有时我也陪同前去。唐德刚去世前半年,把他的全部藏书交由他创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朋友们打捆装箱,海运到中国,送给中国他家乡的安徽大学。奇怪的是,唐德刚藏书有一些盖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章。唐德刚一生记下了几十本日记,摆在一起有二、三米长。其中记录了当年他受哥伦比亚大学排挤的情况,有张群邀请他去台湾为蒋介石写传记的信件,时值唐德刚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失业而没有收入,写蒋介石传记可使他“名成利就”,而唐德刚坚持只能在美国执笔,因此没有达成协议。唐德刚宝贵的一些手稿、资料,以及留在电脑中的《中国近代史》书稿,没有送给中国的大学,当他不认识中文的女儿看到时,全部丢进了垃圾箱。这使我知道,有许多美籍华人的宝贵中文藏书和资料,差不多都是这个下场。
   夏威夷之行

   
   
   
(2013/09/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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