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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造詞者范岱年

“心因”造词者范岱年


   

嚴家祺


    范岱年是一位科学史、科学哲学专家,他无意造词,但他造了一个词,叫“心因”,与“基因”相对,现在也未被人们普遍接受,我感觉“心因”一词会广泛流行,所以,我称范岱年是“造词者”。❶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He Selfish Gene》)一书,造了一个词,英文是Memes,直到今天,中文译为“拟子”、“觅母”、“渳”。Memes的例子很多,有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店样式、制罐或建房的方式。

   道金斯说,“基因”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进行传播,“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如一个好的想法,通过写文章或演讲,如果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它就在复制和传播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
   “心因”造詞者范岱年

   (圖)自左至右:高皋、嚴家祺、范岱年、范太、郝明 2003年6月14日
   二00三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把Memes译为“心因”。别看这是小事,这在汉语中是一大创造。
    范岱年在出版这本书时已经七十七岁,近十年,又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新语录》、写了《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著作。
    我与范岱年在哲学所同事了近二十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开始时我们的桌子靠桌子。在整个研究组,我与范岱年谈得来,他对我也友好。有一天,一位同事,认真地对我说,范岱年是右派,你小心些。我没有经历过“反右”,也没有意识到哲学所会有什么“右派”。但我没有改变对范岱年的态度,没有对他有丝毫歧视。范岱年家离我家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范大文是弱智,范岱年经常带着范大文散步,而且多次到我家。我吃了晚饭,也步行到范岱年家看他。我住在干面胡同的楼房里,他住的是简陋的平房,家里没有盥洗室和厕所,用水要到院子里,还要排队,做饭的炉子放在家门口的蓬子里。范岱年的老婆也是右派,在工厂工作。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住时,他家在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范岱年老两口帮女儿带两个小外孙。我们经常见面。第一次到他在曼哈顿的家,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公园,他带我去楼里的游泳池,到门口,范岱年用右手手掌一放,游泳池的大门就开了。我只才知道,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里还有大游泳池。没有多久,范岱年要领我与高皋去他家另一处住房,离时代广场更近,楼房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在曼哈顿租房,房租比别处高的多,他家的房子是他女儿、女婿买的。女儿、女婿都在华尔街工作。
    范岱年的父亲叫范寿康。范寿康在抗战後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副厅长,一九四五年後,任台湾教育处处长,兼任台湾开明书店董事长。
    一九八二年,八十六岁的范寿康从台湾经美国到北京,当时范岱年还住在干面胡同,看到范岱年说起他父亲回来时高兴的样子,我今天还记忆犹新。
    范岱年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是许良英。他们都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党员。一九四九年後,都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副主任。一九五六年,他们都调到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工作。一九五七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后期,许良英从浙江农村来北京,首先找到是范岱年,通过范岱年找了于光远。于光远、范岱年和我三家之间都只有几分钟步行距离。我见到许良英的印象是老背着一个书包,文革前,他在农村靠翻译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后来稿费没有了,他仍然坚持翻译了爱因斯坦几十万字书稿。文革后期,他的书稿被上海出版了,没有署他名字,而且用来作为“大批判”资料。一九七三年底,正是于光远帮助他联系,使他能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完成《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工作。除了许良英外,范岱年等几人也参与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爱因斯坦文集》三大卷,在一九七六年後陆续出版,许良英也恢复了公职,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许良英的脾气倔强,在他认为的重要问题上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没有宽容。因翻译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著作而获得丹麦国旗骑士勋章的戈革,与许良英本来是好友,由于戈革认为玻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而许良英认为是爱因斯坦。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人後来绝交了。与我在一起的柳树滋,在文革后期出版了一本批判自然科学家“唯心主义”的书。当时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我写的《能源》一书,柳树滋出版了书,非常高兴,送给我後又拿去送给许良英,许良英当他面把书丢到门外。柳树滋当时对我说他说如何难受,这使我觉得许良英对人太不宽容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被上海市委免职,许良英一定要我起草一个声明。我说你许良英写,我签名。许良英说,你研究政治学,希望中国民主,临到这样的事,就不说话了,你的民主是假的还是真的?许良英说,你写声明,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我放第二。我对许良英这样说话的口气虽然听了不高兴,但在“民主”面前,我听命于他,就写了一份声明。正是,这份声明,推动我后来参与了多次签名。因为在中国,签十次名与签一次名是一样的。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後,我自己主动起草了一份声明。我的人生转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许良英因为一九五七年说了一些不赞同“反右”的话被科学院开除、在浙江农村渡过了艰难岁月。而我则因许良英的一句话,在一九八九年写了谴责上海市委的声明,介入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当然,没有许良英,我也会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不过,会以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后来,许良英要范岱年参加他发起的签名时,范岱年不大愿意,我对范岱年说,你不要为难,按自己想法决定就是了。波普尔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我从来没有以“理想”、“道德”、“公义”的名义,要求他人听命与自己。我与范岱年和所有志同道合朋友之间的交往,从来没有把“理想”、“道德”、“公义”,以及“民主”放在嘴上,要求对方做什么。
    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在一九八七年发起“反右三十周年讨论会”,邓小平知道後非常愤怒,当时,胡耀邦刚刚下台,邓小平决定要找几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来批判,因为他记不住许良英的名字,而长期以来对王若望的言论很恼火,就说,要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结果把许良英“漏掉”了。“反右三十周年讨论会”没有开成,谈起这件事,许良英总说,邓小平把名字弄错了。
    范岱年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重要译者,他不标榜自己。当我想到范岱年时,称他为“心因造词者”也许更有意义。在中文世界里,为中国人增加一个“心因”一词,这是了不得的事,是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心因”的大事,让“心因”这一新词、新概念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
(2013/09/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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