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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捕降敌出卖同党

【多维历史】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由于缺乏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于是就有了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甚至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刹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内地或内地人到香港,或内地亲邻来信,知道内地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内地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内地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内地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内地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内地亲友来信要米、要油、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
   
   最初,内地“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 “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内地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数据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
   
   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
   
   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
   
   以下是文中所提及的资料: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干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内地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綑著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像,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
   
   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
   
   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
   
   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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