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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国师】必须具有的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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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以党国体制摧毁民国宪政的罪魁禍首是孙中山

黎建军:民国尽头是党国


   
   作者: 黎建军

提要



尽管梁启超、曾琦,甚至张作霖等各派势力都极力反对孙文的党国政策,但没有底线和原则的孙文却一意孤行,在苏俄金钱和枪炮的支持下,由他的追随者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暴政政权,并开启了中国直至今天的党天下的罪恶历史。


梁启超与孙文都生于广东,都在清末起而否定满清的统治。只不过梁主张渐进改良而孙主张激烈革命。在他们三十多年为国奔走的生涯中,彼此几乎形同陌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梁与孙都属于善变一类的政治人物。只不过,梁的善变是以国家利益为考量,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向;而孙的善变则是以自身和党派私利为考量,每一次变化都是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梁的善变体现人性善,孙的善变表现出人性恶。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看到的梁启超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而孙文却是一个经过包装漏洞百出的(邪)神。

   
    毫无疑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孙文和梁启超的影响力都非常巨大。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他们又在同一年彻底走进历史。所不同的是,孙文死后,他的追随者把他奉为国父,并在他“党国、党军、暴力革命”遗教指引下,最终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国,他的名头随着国民党的造神运动的不断深入也越来越响。而与孙文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党国、党天下调门越来越高,梁启超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以至于到了中共当政的时代,天下已没有几个人还知道中国曾经有个梁启超了。

被国民党供上神坛的孙文

   
    1929年6月1日,清末立宪派领袖之一,当时充当退位皇帝溥仪顾问的郑孝胥在其日记中如是写道:诣行在。是日为阳历六月一日,南京乱党葬孙文于紫金山,风沙蔽天,金陵必有变异。
   
    虽然郑孝胥希望孙文的葬礼进行不下去,但当天在南京却出现了一场规模超过皇帝葬礼的盛大仪式。孙文陵园占地二千多亩,不仅规模超过附近的明孝陵,气势上也超过以往的皇陵。孙文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口口声声反对帝制,反对复辟,但其死后的做派,无一不是按照中国历史上皇帝死后的做法。他的政治对手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其追随者不敢以皇帝之礼安葬他,其墓园被徐世昌命名为袁林,以示与皇陵的区别,而且袁林占地只有一百四十亩,规模远逊中山陵。据说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对取名袁林而不叫袁陵有所不满,徐世昌告诫道: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果,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用“袁陵”不妥。而孙文死后,其追随者竟然称其墓地为中山陵,公然把孙文看作中国的皇帝,对号称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据沈云龙在其《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一书中的记载:六月一日,为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是日上午二时,奉安委员会特备之奉移汽车,即停于中央党部二门前院内,中央党部礼堂门首树立照坊及党旗,堂内铺以绿色地毯,花香满地,上悬匾额“精神不死”四字。奉安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及各组主任均先到场指挥,时中山路左右民众参观,道路拥塞……灵车自中央党部启行后,至陵墓二十里间,沿途两旁民众均脱帽肃立,瞻礼人数在五十万以上。
   
    其实孙文早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但孙文临死之前,曾对他的追随者说了几个遗愿,一是希望死后“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品保存其骸,纳诸棺内”以便于让他的追随者瞻仰。一是希望遣体“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132页)孙文死时,苏俄助其成立的军政府仍偏居广东一隅,孙文所谓党国大业并没有完成,因此他想葬于南京紫金山与朱元璋并列的遗愿一时无法达成,其追随者只好先将其遗体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孙楚部进入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告灭亡,代之以在孙文“党国、党军、暴力革命”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孙文的葬礼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就对外宣称: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此明示吾人今后之组织,虽为民主的集体制,然除全体党员正式投票选举代表而投票选举之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吾党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惟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创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志,为能实现耳。1925年至1987年,国民党把孙文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所谓遗教当作治国的圣经,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孙文的遗嘱说自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多少有些夸张。但自1893年兴中会成立孙文即参与其中,到1925年孙文离世还念念不忘要拯救中国,其革命的时间也长达32年。他生前是国民党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死后又成为了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为了把孙文神化,把国民党的党国事业合法化,1928年8月8日,在推翻民国政府2个月后,国民党即决定1929年1月1日为孙文安葬日,由于准备不及,后又几次变更时间,最后把安葬日定为1929年6月1日。
   
    孙文死后,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即开始把孙文供上神坛。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布《纪念周条例》,规定每周星期一上午8时为纪念周活动时间,其目的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而1929年5月开始的奉安大典,国民党的目的即在于向民众宣传孙文遗教,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之本。国民党试图通过奉安大典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化洗脑教育。
   
    国民党为此还规定了统一的宣传方式,如编发各种宣传品,讲演孙文革命之伟大精神及史略,演放有关孙文革命之各种影片,张贴各种迎榇图片等等。国民党反复强调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建设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党,要求民众拥护国民党、赞助国民党。1929年6月1日,在孙文的公祭仪式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如是说道:天生总理,辅相裁成。范围百世,覆育群生……国民革命,扶危定倾。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建设国家,三民主义。独先创行,聪明睿知。岂即君子,博爱和平。神武不杀,此其至仁,脾睨群雄,锄除非种。夷险芟荒,是为大勇。呜呼总理,乃圣乃神。巍巍荡荡,民莫能名……(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00页)在这里,蒋介石把孙文吹捧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神圣。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孙文之于民国而言实乃罪人而非功臣。孙文通过所谓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秩序毁灭的干干净净。孙文革命几十年,所争的也并非民众的利益实乃自己的一己私利。孙文临死时,要追随者谨遵自己的遗教,要求保存自己的遗体,这些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丝毫谈不上为国为民。二十世纪的人类有几个人把自己的尸体制成木乃伊想不朽,他们是列宁、孙文、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而非他们自认的救世主。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训令尊孙文为“国父”: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源,宜表尊崇。兹经本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此令,这样,孙文就被国民党捧上了国家的神坛。

天丧斯文,后无来者的梁启超

   
    相比于孙文死后所得到的名实不符的巨大虚荣,孙文的同乡,清末民初的时代巨人梁启超死后却要凄凉许多,甚至可以说,到了1929年梁启超去世之时,中国人好像把他这个满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华民国的肈造者忘记的干干净净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而1925年孙文住过的医院恰好也是协和医院。不仅如此,为他们看病的医生都一样,先是德国人克里,后是外科专家刘瑞恒。所不同的是,1925年2月18日,孙文在协和医院确认其已无药可救后出院再接受中医治疗,而梁启超却一直在协和医院直至逝世。
   
    1929年2月17日,梁启超葬礼在北京举行,当时,北京、上海两地梁之故旧为其举行了公祭仪式。天津《益世报》的《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二月十七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任公先生,业志二月十八日本报。兹将当日情状,简括追志如下: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哀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缀以“天丧斯文”四字。
   
    ……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梁启超年谱长编》776页)而上海公祭梁启超的也不过一百来人。
   
    最主要的在于,梁启超的葬礼纯属自己的亲朋故旧所举办,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似乎没有一点关系,国民政府甚至于北平地方政府也没有派一人参加,这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刚刚攻占北京之时,国民政府就明令优恤前总统黎元洪,并着内政部详拟丧葬典礼。6月28日,又颁令国葬黎元洪,拨款一万元治丧,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
   
    梁启超曾两度出任民国内阁总长,而且在袁世凯称帝后联络各方力量武装反袁,有再造民国之不世功勋,何况,自1896年加入时务报起就倡导维新,成为清末民初言论界第一人,满清灭亡和民国宪政秩序的建立,梁启超都居功至伟,这样一个民国伟人离世,国民政府居然视而不见,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其实梁启超非常在乎这些礼仪。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海外回到北京,他就把自己在北京受到的欢迎场面和孙文到北京受到的欢迎场面作了一番比较,并且津津乐道地告诉了自己的大女儿思顺。他在信中说::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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