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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黎安友和路易斯•亨肯

黎安友和路易斯•亨肯


香港《苹果日报》2013-8-4


严家祺


    一九九四年从巴黎到纽约,是我的人生转折点。在这之前,我曾经多次到过纽约。最早一次是一九八二年,那年夏天,我与胡其安、陈为典、马加瑞去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年会,回北京途中曾在纽约停留。
    一九八八年,我在纽约见过黎安友(Andrew Nathan)。黎安友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家住纽约上州哈德逊河畔大风景村(Grand View),离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黎安友开车带我到他家作客,我见到了他妻子维特克和他们的女儿。女儿大概七、八岁。维特克是《红都女皇》一书作者。《红都女皇》是台湾起的书名,原书名是《江青同志》。维特克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会一些中文,教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日本史。她最有兴趣谈的就是江青。一九七二年她会见江青时,当时报纸说她是副教授,她说实际上是助教授,到一九七八年才升为正教授。在黎安友家村子一边,是宽达三公里的哈德逊河,就像大湖一般,一座雄伟的大桥(Tappan Zee Bridge)飞架两岸。大风景村住房很分散,只有一百户人家。黎安友家是一栋三层高的住宅,进入室内,发现是六层。原来,房子建在河边斜坡上,楼房一侧比另一侧高出半层。

   《苹果日报》:黎安友和路易斯•亨肯

(图)1988年摄于纽约上州哈德逊河畔黎安友、维特克家


    维特克的“业余工作”是从事环境保护,担任“保卫哈德逊河联合会”主席。这个联合会是维特克在一九八五年发起成立的。黎安友家住纽约上州大风景村(Grand View)离纽约近,景色秀丽优美,许多人想着这里建造房舍,开发商想着这里建立大公寓楼。“保卫哈德逊河联合会”的主旨是反对在哈德逊河畔建立“超级规模”的建筑物。维特克说;“我们代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村政府,我觉得就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的当年动员湖南农民一样。”由于联合会的反对,政府在大风景村附近哈德逊河上建造第二座大桥的计划已经放弃。❶
    我因为认识黎安友,一九九四年他希望我能从巴黎到纽约,参加他和马丁主持的“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那年一月九日,我来到纽约,到机场接机的是张刚和他三百六十度摄影室的三位同事,还有纽约《世界日报》发行人王友兰,她是《欧洲日报》老板王效兰的妹妹。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晚点了八个小时。我过去到纽约、巴黎,总有人接送,我不知道没有人有义务接送我。当我后来一次次为人接机时,他们在大雪天等候我近十个小时,才知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与高皋住在曼哈顿一百一十九街的Butler Hall,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离大楼几公尺,就是著名的Morning Side 公园。从Butler Hall到公园,要沿着向下的石头阶梯往下有二层楼高,这个公园就是纽约黑人居住地哈林区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白人区的分界线。一九八八年我曾经“误入”哈林区,见到Morning Side 公园,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哈林区一片萧条,看不到人,我不会说几句英语,见到游逛的黑人,我又不敢上前询问。我急急忙忙走了半小时,才回到了哥大。所以,后来,我多次进入Morning Side 公园,终于弄清楚了情况,没有可怕的地方。
    一月十九日,“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第一次讲座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举行。宪法专家路易斯•亨肯(Louis Henkin)教授主讲,黎安友主持。
    到一九九四年,我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已三十年,时间愈久,我愈感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武林高手”,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只要稍一交手,武术高低就显露出来了。当然,专业领域相距太远,是不会交手的。张友渔、胡佛、翁松燃都是宪法领域的“武林高手”,路易斯•亨肯的“武术”更是高强。亨肯说,现在世界上的宪法有各种各样,有描述性的、宣言性的,有的宪法是纲领和计划。我这里讲的宪法,是指要执行的宪法。宪法本身也有合法性问题,谁起草宪法,谁有权作出决定由谁起草,这是宪法的政治泉源问题。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政府和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的行为要符合宪法,否则,没有宪政。宪法不一定要成文的,英国有大宪章、人权法案,但没有成文宪法。英国的宪政精神是刻在脑子里的。我后来写《宪法无需“总纲领”》一文❷,就是出自亨肯的讲话。
    路易斯•亨肯的看法,了解各国“个案”,居高临下。他谈了“民主”与“人民主权”的区别、宪政的目的、宪法提倡的价值问题、宪政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路易斯•亨肯说,宪政的实现,法国发展的是民主,而不是个人权利;英国发展的是议会至上,而美国发展的是个人权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许良英,是爱因斯坦研究的“武林高手”。他谈“民主”,方励之总洗耳恭听。许良英后半生研究“民主”问题,他自认为的发现,实际上是普通知识。在科学领域的问题,全世界的答案是一样的。许良英的作用是“有中国特色”,用他自己的体会谈民主理论,对中国青年一代有很强的感染力。
    现在中国,许多人都谈宪政。清朝末期和国民党时期,中国曾大谈宪政。一九四九年後,就销声匿迹了。我不了解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情况,当时我在巴黎,没有互联网。我觉得,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黎安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中国和宪政”研究项目,通过一些参与者在中国国内外的介绍,中国国内对宪政问题就愈来愈关注了。
   在黎安友的宪政讲座上,我就宪政和联邦制问题作过两次演讲。在我的推动下,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夏威夷、旧金山举办了三次“联邦中国宪法和中国和平统一模式研究”方面的会议,创办了《中国宪政》不定期刊物,张伟国任主编。《中国宪政》前后出版了七期,大部分是纽约印刷厂老板、
   著名的“保钓老将”陈宪中资助的,陈宪中提供了纸张、打字、印刷、装订。在一九九四年至九五年《争鸣》杂志上,连载了我写的《新宪政运动》,这篇文章一次性刊登在《中国宪政》上❸。文章开头说,这个运动正在中国大陆静悄悄地兴起,现在还只是轻声细语,它将逐渐提高自己的声音,仅仅借助于人的信念和理性就足以实现它的目标。看起来,国界和任何政治壁垒都挡不住思想和文化的传播,“新宪政运动”的高潮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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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❶ 引自1988年《严家祺访问<江青同志>作者》,本文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第五集)》,广角镜出版社,1988年
   ❷ 《宪法无需“总纲领”》,纽约《明报》1999年3月9日,《新闻自由导报》1999年3月12日。
   ❸ 《新宪政运动》,香港《争鸣》杂志1994年12月,1995年1月,《中国宪政》1995年第4期。
(2013/08/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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