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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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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倍受欺压但我们仍然会全身心地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上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做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倍受欺压但我们仍然会全身心地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上为此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2003年5月10日
   
   尊敬的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
   尊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何鲁丽主席
   
   您好!
   
   我这里有一封一个医生的女儿写给您的信,这个医生正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上。为什么写给您,因为她知道,您是我们北京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您有义务为我们北京的市民说话做事。她还知道,您也是个一个医生,目前在我们中国,您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医生,您应该对她这个医生的女儿有更多的同情。
   
   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何鲁丽副委员长,您好!我叫刘晨,是北京工商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我母亲叫肖庆如,是北京市丰台铁路医院的医生。作为医生,我母亲正工作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上,近来,由于需要隔离不能回家,母亲为此忧心忡忡。母亲不是害怕接触“非典”病人,作为医生,她一直以能为病人付出一切为荣耀。她也不是放心不下我,我已上大学了,自己一个人已能自己照顾自己。让她忧心忡忡、放心不下的是,她怕隔离回家时,发现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被强拆了,母亲和我要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我家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拆迁范围之内。自拆迁公告贴出8、9个月至今,拆迁公司从未找我们谈过拆迁补偿的事,反而一下子将我们推上了法庭,说我们占房不搬走,阻碍拆迁进度,后来拆迁公司自己撤诉了。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拆迁员说要给我们中南海里的二间房子,拿我们和国家开心。他们还几次到我母亲工作的医院造谣生事,制造影响,说要随时强拆我们。因为要被强拆,母亲忧心忡忡,尤其在面临隔离不能回家的情况下。
   
   我们一个邻居,男主人是一个医生,女主人是一个护士,就在前一段时间,“非典”已经肆虐北京的时候,他们家被拆了。那一天,我们这个医生、护士都在医院上班,他们完全不知道厄运已经降临到了他们头上,警察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趁他们夫妻二人都不在家,事先又都不知道,将他们的房子强拆了,将他们家中的一切搬到他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至今,他们夫妻二人两口子无家可归,生活十分凄惨,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每当想到这些,母亲就常常望向窗外的瓦砾,担心起我们不知何时也被强拆。有时做梦,母亲也曾被噩梦惊醒。
   
   其实对住房,我们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我和母亲目前居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住房里,有自己的厨房和洗澡间,我们仅仅希望在拆迁后,能有相应大小的住房,可是拆迁公司就是不给我们,他们还曾对我们说过给我们两万元钱,让我们到外边去租商品房去,等我大学毕业了有了钱再自己买商品房。拆迁之前我们有房子住,我们有家,拆迁了,我们没有房子了,我们没有家了,拿我们一点不当人。
   
   在这次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抗击“非典“的形势下,我们也不想拖国家的后退,我们只不过希望能有个立锥之地,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好让我母亲能无所牵挂的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中。
   
   一个忧心忡忡的医务人员的女儿
   
   刘晨
   
   2003年5月7日
   
   北京市西城区机织卫4号
   
   电话:66075586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医生的女儿写给您的信,这个医生和她的女儿是我的邻居,她信中提到的那个医生护士就是我和我妻子。在4月10日,非典已经肆虐北京的时候,我的家被强拆了。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上午我和妻子都在医院上班,我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人要搬我家的东西,拆我家的房子。我和妻子一听很着急,立即要离开医院回家,可是这时有很多警察拦阻我们,这些警察像拖死狗一样把我从马路上向医院拖,向医生办公室里拖。还有几个警察使劲拉着我妻子不让我妻子到医生办公室里来见我,用铁门把我妻子的脚挤伤,我妻子好不容易才进入医生办公室和我在一起。在医生办公室里,一些警察继续限制我们自由,不许我们走动。我们去上厕所,警察也限制我们,并打了我。直到下午6点,我们才被允许离开我们工作的医院。在一些警察限制我和我妻子自由的同时,一些警察和一些西城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我家拆我的房子,将我家夷为平地。从那天起,我和我妻子就成了被逼得无家可归的人。
   
   从4月10到现在我和我妻子一直无家可归,我们露宿过街头,我们被收容过派出所。我们没有了一切,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我们没有地方做饭吃饭,我们露宿街头都没有抵御寒冷的衣物。以前十分容易的事情,现在却难上加难。我们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好在没有出医疗事故。我们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在封建时代,只有犯了十恶不赦的罪,才要被抄家;在我们这个新社会,即使犯了再大的罪,也没有了这样的惩罚。可是这样的惩罚却落在了我一家头上。
   
   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没有罪。仅仅因为开发商看中了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北京旧城区,是北京的市中心,位置好,搞房地产开发可以卖高价钱,可以发大财。他们强迫我们搬走,而给我们的补偿款又少的可怜,用补偿款,我们买不到相应的住房。表现在我家就更加不讲理,一直不与我们就拆迁补偿问题进行谈判,而是直接通过区政府给我们裁决,责令我们搬走。在下完裁决责令后,拆迁员才来过两次,但是就是不给合理的拆迁补偿。我家在1995年和1998年,国家的房管部门先后两次将我家的住房加大,加大了有17平方米,拆迁公司对此就是不给补偿。即使对此给补偿我们都买不到相应的住房,不给补偿我们就更是买不到相应的住房。我们搬不走,结果就来强拆我们。
   
   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只为开发商,只为资本家有钱人做事,我们不相信。为此我和我妻子,我们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没有人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还去过中南海,可是警察把我们带走后,收容在派出所里,也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仍是无家可归。为此我们想到了您,16日和20日我们到人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在地去递交给您的信,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我被关到监狱中13天。
   
   在监狱牢房里,我没有了人的尊严,一天到晚除了在规定时间睡觉就是必须规矩地坐在地板上,属于您的地方只有1尺见方。吃的是玉米面做的窝头,这个玉米面一定是几年前的,喂鸡可能鸡都不吃。我们没有罪,却被逼得无家可归,我们向全国人大反映,向您反映我们的事情,而且以和平的方式,却被关在监狱的牢房中13天。我们实在是不理解。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灾难,非典正在肆虐我们这个国家,尤其北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的使命使必须以抗击非典为重,放下一切个人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抗击非典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专心地抗击非典。如果我们仍然无家可归或面临无家可归,我们如何安心。为此写信给您,望在您的关心下,我和我邻居母女的的问题得以解决。当然也可能因为给您写信,还会发生我们受逼迫的事情,我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个曾是您学生的医生 徐永海
   
   2003年5月10日
   
   电话:13520080866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附:刘晨: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生家却要面临被强拆就此事致北京市王歧山市长的一封公开信
   我叫刘晨,是北京工商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拆迁范围之内。现在我家住处周围已拆得只剩几间小房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之上,不光卫生状况脏乱不堪,还不时有不明身份的人出没,何况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作为医生还要克服种种困难冲在抗击“非典”的战线上,这更令我担心不已。
   
   我母亲今年49岁,多年的操劳与照顾我的艰辛已令她过早地衰老了,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高血压,本来就因神经衰弱长期睡不好觉,她还常常被半夜的施工的轰鸣声与怪声惊醒。每当这时,她总会起来心事重重地望向窗外的瓦砾,担心起我们的安置情况来。
   
   自拆迁公告贴出8、9个月至今,相关材料我们送了3、4次,拆迁公司从未找我们谈过拆迁补偿的事,反而一下子将我母亲推上了法庭,说她占房不搬走,阻碍拆迁进度,还数次到我母亲的单位造谣生事,制造影响,说要随时强拆我们,这给我母亲的经济和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另外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拆迁员还说要给我二间中南海的房子,这更令我们无所适从。何况离我住处不远的一个医生家庭,在上班时,家就被警察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强拆了,家里的东西也不知所踪。我母亲也是怕有一天,她下班回来后无家可归。所以虽然医德与做人的良知让她不能不坚守岗位,24小时值班,为职工打预防针,有可疑病人时前去检查,到了下班时间往往因为忙还要义务加班半天,才能一脸疲惫地回家,我因“非典”学校放假,母亲不放心我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在家,而担惊受怕。近日在工作中接触了“非典”疑似病人,要求她隔离,不能回家,可是她不能不回家,这样不光她要冒着违反《传染病法》的罪名,还会给邻居和社会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我虽然很想做好她的后勤工作,让她抗击疫情,安心隔离,可我恐怕房子的事一天不能解决好,她就一天都不能放下心。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在这次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抗击“非典“的形势下,也不想拖国家的后退,只不过希望能有个立锥之地,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好让我母亲能无所牵挂的服从单位的安排,隔离观察后继续投身于“非典”的战斗中。
   
   一个忧心忡忡的医务人员的女儿
   
   刘晨
   
   2003年5月7日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机织卫4号
   电话:66075586
   
   
   
   附:关增礼:我一个中国公民亲身遭遇
   
   我是一个普通的公民,穷老百姓一个。在社会上应属弱势群体当中的一员。然而在公元2003年4月28日上午发生在我个人亲身的经历,给我留下了痛苦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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