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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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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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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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被告上法庭一基督徒良心犯的答辩状
·辛亥革命双十节说民主说信仰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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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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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维权人倪玉兰开庭徐永海等遭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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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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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月
·圣爱团契的基督信仰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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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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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弟兄姊妹与民运老人张文和一同过春节
·众弟兄姊妹与民运老人张文和一同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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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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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两会召开我遭软禁为此我致信两会
·两会遭软禁者就2016脑计划致信国家领导人
·为两会期间遭受苦难的本教会肢体祈祷
·2016两会期间本教会众肢体遭软禁遭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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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支持参与我的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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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耶稣就是真理我们要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2016-4-1圣爱团契圣经学习
·访民王金玲因14年10月刑拘要求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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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9个月的胡石根长老让人揪心
·多次坐牢的倪玉兰大姐的身体实在让我们揪心
·生存、生活艰难的张文和(老)弟兄实在让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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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前中国政治犯关于吴弘达之死的声明
·不要停在口头上而要坚定地跟着耶稣走十字架道路——2016-4-29圣爱团契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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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反对强拆而入狱13天前后经过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因反对强拆而入狱13天前后经过
   
   徐永海
   
   2003年5月5日
   
   我叫徐永海,是一个医生,我的妻子叫李姗娜,是一个护士。我们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2003年4月10日,我和妻子都在上班。我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人要搬我家的东西,拆我家的房子。我和妻子一听很着急,立即要离开医院回家,可是我们回不去了。这时有很多警察拦阻我们,不许我们回家。这些警察像拖死狗一样把我从马路上向医院拖,向医生办公室里拖。还有几个警察使劲拉着我妻子不让我妻子到医生办公室里来见我,用铁门把我妻子的脚挤伤。我的妻子以死相拼,用头撞墙,才进入医生办公室和我在一起。在医生办公室里,一些警察继续限制我们自由,不许我们走动。我们去上厕所,警察也限制我们,并打了我。直到下午6点,我们才被允许离开我们工作的医院。
   
   与此同时,一些警察和一些西城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将我家的所有东西全部拉走,后将我家房子拆毁推成平地。我们回到“家”中,我们的家已经成了平地。我和妻子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没有了一切。除了我和妻子上班时穿的衣服、背的包、少许零用钱以外,我们是一无所有,没有可换洗的衣服,没有买饭的钱。我们的一切都被人从家中搬走了。我们站在废墟上,妻子痛哭流涕。我和妻子结婚还不到一年,为了装饰这个家我妻子付出了她很多的心血,从家具到窗帘,从结婚照的摆放,到每本书的排列,妻子都花了很多精力,她爱我们这个家,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
   
   我和我妻子都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就以暴力形式限制我和我妻子人身自由长达9个小时。我是一个医生,我妻子是一个护士,在我们工作的医院,当着所有医务人员,病人,病人家属的面,警察用暴力的方式限制我和我妻子的人身自由,明知我们不是犯罪分子,而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来对待。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强搬我家所有东西,强拆我家住房,事先没有通知我们,也没有贴公告,事前没有通过法院的法律途径,我和我妻子又都不在现场。
   
   我们犯了什么罪,要受到如此的对待。我们没有犯罪,只因为开发商看上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北京旧城内,地理位置好,地皮值钱。开发商要在我们这一地区盖大楼,发大财。开发商让我们必须搬走,可是给我们的拆迁补偿又少的可怜。我们即不能在相应地区买得到相应大小的平房,更买不到相应大小的楼房。开发商给我们提供的安置住房远离市区,上班路程要花去4、5个小时,而且住房并不比我们原有的住房大多少,拆迁将使我们的综合居住条件严重下降。
   
   我们有住房三间,其中有两间住房是由一间住房隔成的。实际居住面积在40平方米,其中的17平方米是1995年、1999年房管局在翻修我家住房时加大的面积。加上自己盖的厨房总面积在45平方米以上。我家人口较多,户口簿上有10口人,我一家住在这里,不宽裕,但还能生活。
   
   拆迁了,拆迁公司给我家的拆迁补偿款是26万,这点补偿款在北京任何地方也买不到我们能使我们居住下来的住房,我们所在地区楼房每平方米售价均在1万2左右。我们搬不走,开发商也没有和我谈,就直接通过区政府下裁决,责令我一家搬走。为此我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此事,这样在4月6、7日,拆迁公司才来和我谈了两次。说根据我家人口可以给我增加到40万,但对我家1995年、1999年房管局在翻修时增加的17平方米就是不予理睬,不给补偿。我对拆迁公司说,我一家的条件不高,我们只要求在三环内有三个一居室。我和妻子一居,父母一居、妹妹妹夫一居。三个一居也就是50多万元左右。根据我们的居住面积得到这样的拆迁补偿款一点不过分。可是拆迁公司就是对我们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我们也不能接受拆迁公司给我们的无理的安置,给我们的安置,一方面远离市区,在北京市规划市区外和边缘,二方面把我和父母分别安置在不同地方,两者间路程要在2个小时以上,我的父母都身患重病,我如何照顾他们。我们不搬,我们没有地方搬,结果就发生了强搬、强拆。
   
   强拆后,我们没有地方去,我们不得不露宿街头。朋友们捐给我们几件保暖的衣服,我和我妻子不得不露宿在中南海门口。那晚很冷,我和妻子穿的也不多,我们坐在那里,不停地变换姿势,起来活动。但我们无家可归,我们能去那里哪,从晚上11点到早晨7点,我们一直坐在中南海门口。后来两天,我们又露宿在中南海门口,警察先后两次将我们带到派出所,我们在派出所过了两夜。在派出所里,虽然也没有床铺、被褥,但总比露宿街头强。
   
   我的朋友刘凤钢看我和我妻子实在可怜,就将我和我妻子接到他家暂时居住,使我和我妻子暂时不再露宿街头。但他家住房也不宽余,我们只能在他家住几天,而不能在他家久住。我们到过区政府、市政府去反映,可是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万般无奈下,我想到了自己的一个老师,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1982年、1983年,我在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大学4年级时,那时何鲁丽曾是我们的儿科学老师,教了我们这个班一年的儿科学。我决定去找我们的这位老师,我不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家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我不相信我们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我和我妻子都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就以暴力形式限制我和我妻子人身自由长达9个小时。这是不是侵犯我和我妻子人身自由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是一个医生,我妻子是一个护士,在我们工作的医院,当着所有医务人员,病人,病人家属的面,警察用暴力的方式限制我和我妻子的人身自由,明知我们不是犯罪分子,而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来对待。这是不是侵犯我和我妻子人格尊严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事先没有通知我们,也没有贴公告,我和我妻子又都不在现场,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就强拆了我家的房子,这是不是违法行为,是不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第七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4月16日,我和妻子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在地,希望能见到我的老师,见到我们的这位人大代表。可是我们没有见到我们的老师,我们也没有见到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反而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们向警察说了我们的事情,希望警察帮助我们反映。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仍然无家可归。
   
   4月20日,我的父亲已住院三个月,因医院有“非典”病人,而不得不出院,可是让我的父亲住到那里去,一个80岁的老人,一个一生只知工作不知索取的老工人,面临着无家可归。作为儿子,我不得不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见我们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我们的老师何鲁丽。我身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上写“强拆使我无家可归,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何鲁丽老师,我想见您。”我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为此,我被拘留13天,说我“扰乱社会秩序”。我扰乱了社会秩序,那些强拆我家住房,搬走我家所有东西,至今使我无家可归的那些人,算什么。
   
   21日晚上11点钟左右,我被带到西城区看守所,被关到西筒201号牢房里,还好,那里只关了5个人,而不是关着20多人。后来得知,是因为“非典”。而且那里关的人,一个是河北的年轻人,他为了能在北京工作,买了一假北京身份证,据说要面临6个月以上至3年的刑期。一个是因为吸毒,一个是因为经济,一个是因为偷手机。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大家还和气,没有发生被打的事情。但是一天除了睡觉,就是“坐板”,就是所有的时间,均必须整齐地坐在地板上,你的地方是一尺见方,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坐着,不许随便走动。吃的大多是玉米面做的窝头,偶有馒头,菜是一种,洋白菜汤。还好,天天能看电视,内容多为“非典”的。看到北京有那么多人患“非典”,我很是着急,作为医生,不能为这些病人服务。我只能祷告,为那些身患“非典”的患者和家属祷告。
   
   13天,不算长,但也不算短,5月2日是我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本来很早就和妻子计划要好好纪念一下,可是没有想到,我们连见面的可能没有,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外边着急。我知道,我的妻子为此很着急,同时也很委屈。她自己苦心装饰的家没有了,丈夫入狱了,老公公身患重病,同样无家可归,还需要她照顾。
   
   5月4日,我出狱了,妻子和朋友在外边接我,我和妻子不得不再次来到我的主内弟兄刘凤钢家暂时借住。被关13天,我没有后悔,因为我做的没有错。我家被强拆了,在北京、在全国很多城市,多年来,很多老百姓的家和我一样也被强拆了。由于存在这样的强拆,使广大的老百姓不得不受开发商、拆迁公司的欺负,不搬不成,不搬就要被强拆。几年来,给老百姓的拆迁补偿款是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对平房的补偿是面积多算0.7倍。因为,平房没有厨房、厕所、客厅等,而买楼房时这一切都要花钱来买,而且平房有院子,而院子不给直接补偿,这0.7倍可以理解为是对院子的补偿。可是2002年后,这0.7倍取消了。有0.7倍时,用拆迁补偿款都不够买相应住房的,没有了这0.7倍就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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