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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聚焦中南海派系冲突与意识形态斗争

   
    最近,中共“两刊一报”不断燃起反宪政的意识形态狼烟,网络流传 “七不讲”、“新三反”,“十六不要”,特别是媒体披露习近平的内部讲话,都在中共下达的9号文件中得到验证,导致中国大陆左倾舆论喧嚣。习近平高调左转,不仅在党内引起纷争,也在民间激起情绪反弹。就连同为太子党的胡德华,也在一次聚会讲话中反击习近平左转言论,甚至披露太子党校友会上,两个分别为“普世派”和“维稳派”官员翻脸。这种中共内部各个层面分裂的公开化,导致 6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头等大事,也是政治局的头等大事”;“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特别是习近平异乎寻常地强调,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必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这一提法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极为少见。
   
   
   


    中南海主流当权派的内部冲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传统社会主义派”或曰“专政社会主义”(党内左派)、“特色社会主义”或称“市场社会主义”(党内中间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或曰“宪政社会主义”(党内右派)三者,围绕中共改革开放“走什么路的问题”即向左转(质疑改革),向右走(彻底改革),还是走中间(有限经济改革)的派系冲突与意识形态之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特色社会主义”派,一直是中南海的主流当权派。他们主张在中共领导地位不变前提下,坚持意识形态“不争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这个党内中间派细分起来,又分“中左派”与“中右派”。但他们同属“邓小平发展模式”框架内的两端。胡耀邦、赵紫阳应属于党内“特色社会主义”派内的“中右派”。他们倾向于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积极推进民主化建设,有向右突破“邓小平发展模式”框架倾向,结果相继遭到清洗。“六四”后上台的江泽民,汲取了党内“中右派”失败的教训,上台初始,即表现出经济上也“反自由化”的向左突破“邓小平发展模式”框架倾向,但不久便遭到邓小平“南巡”阻击,重新回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发展出权贵经济、腐败特权与“三个代表理论”,结果又遭到党内邓力群等左派的攻击。胡锦涛上台以后,基于其政治辅导员的保守意识和党内左派压力,较之江泽民后期,发生了立场上的微调,开始向“特色社会主义”派内的“中左”立场靠拢,刻意搞“红色记忆”宣传,并在建国60周年抬出了毛泽东画像(连江泽民都给中央写信提意见)。也是在这个时期,吴邦国在人大做工作报告提出“两个绝不”与“五不搞”。这便为党内左派代表薄熙来崛起与全民“唱红”现象撑开了空间,导致中南海公开分裂——党内延续下来的“中右派”代表温家宝,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抨击薄熙来背离“三中全会”的左倾道路。
   
    习近平正本清源,奉天承运
   
    本作者曾在中共十八大前撰文指出,习近平作为太子党领袖入主中南海,具有更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情结。因此可以肯定,他比胡锦涛更急于回归红色意识形态和对党自身的优化治理。果然,习近平执舵中南海后,十分明确地展示了向左突破“邓小平发展模式”框架的倾向。习近平为了争夺毛爷爷的“遗产”,竟然抛弃了自己爸爸的党内改革派(“中右”)立场。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早就在重庆说过:想来想去党内没有什么正资产,就是毛泽东思想还可以称为正资产,回到毛主席才是正资产。他们认为毛不管犯了多少错误,都是精神教父,是导师。这与最近刘小枫提出的“国父论”,宣称中共领导的合法性就是我们打出来的一脉相承。
   
    为此,习近平一上台就立即开始正本清源,捧毛立正,奉天承运“两个三十年”的“合法性”,官媒新华网2012年11月18日特别刊文《习近平政治局会议谈开局: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拒腐防变”是中国极左时代防止“和平演变”一直高调宣誓的口号,现在又成为习近平入主中南海后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上台后陆续抛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提法和政纲。中国思想界保守派为配合习近平左转,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围剿宪政与普世价值,在媒体和网路中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纷争。这便导致了《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教授题为《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文章,迎头驳斥《红旗文稿》的“宪政属资论”,和中共党校《学习日报》7月1日建党纪念日,刊登中共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的《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一文,反击近期左倾回潮,引起北京政坛广泛注意。由此可见,中南海派系冲突,已经导致了今日中国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斗争公开化。
   
    习近平向左转向的“四大主旋率”
   
    习近平想做挽救前“苏联红色帝国”的“真男儿”,但其“新南巡讲话”至今捂在幕后,却让刘云山冲在前面挡箭。当今中国最具有欺骗性的论调就是,宣传“刘云山绑架习近平”,说“好皇帝”的“梦”,被大臣们解释坏了。其实,中共政治局现任七常委中大多数人都属于中共的“太子党”或“红二代”,除习近平外,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和刘云山都属这个阵营。这些红色权贵一直享受着丰厚的特权地位,崇毛和反宪政是由他们的政治本性决定的。作为太子党领袖的习近平上台后向左转向,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
   
    判断一个政治家的真实面目,不应拘泥于某一时段或某一言行。从习近平当政前后的理念与系统表达和处理问题手法,以及隐藏在假象后面的动作做系统综合分析,便不难得出,习近平绝非党内改革派。如今,习近平左转的四大主旋率已经无可质疑:一、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对中共历史和业绩进行整体性美化歌颂,特别是对中共建制后“两个三十年”的全面肯定与继承;二、坚持中共一党绝对领导不动摇,拒腐防变,抵制普世价值与宪政道路;三、重走毛式“以党治国”、群众运动和民粹主义道路;四、以理论、道路、制度的所谓“三自信”封杀民主化政治改革空间。习近平向左转的这“四大主旋率”,都不是被动的或被设计的;而是发自他自身的激情满怀,频频出牌,主动出击的。刘云山只能乐见其成,全面紧跟,鼓吹抬娇。
   
    习近平向左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
   
    眼下,中共第五代当权派,正在意识形态烟雾战掩护下,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幌子,以传承"红色记忆",重新展开划分“姓资姓社”的政治斗争。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 “姓资姓社”争论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当今的意识形态烟雾战,更多体现了在位权贵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今年5月以来,由“宪政”引发的舆论交锋与立场对决,实质上反映的正是权贵利益集团恐惧其权力与利益受到制约与损害,和“太子党特权集团”害怕动了自己不用“票决”就可以接班的“奶洛”,因此他们才本能地敌视与阻挠宪政改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习近平向左转绝不需要选举箱。他在6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发出最新指示:“选人用人反对简单以票取人”,明确表达了他的强化“政治服从”,拒绝“票决民主”的执政意识。
   
    其实,习近平为了“咬定权力不放松”,既需要毛泽东,又需要邓小平,还需要把“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年”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十年” 两种南辕北辙的历史统一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下。为此,6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主题就是强调“保持高度一致”。 这才是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各个层面分裂的公开化情势下,急于左转,树立个人权威,强求“全党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真正需要。
(2013/08/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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