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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80年代的黄金时期,经历了六四,经历了江泽民执政时期,经历了胡锦涛时期,现在又迎来了习近平执政时期,过去有胡不如江,现在又有习不如胡的感觉。到底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态势,到底中国会有持续的全面的进步,还是会倒退??到底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法制宽容共和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否还会经历更多的大的波折,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比如说50年到100年甚或更长时间)才能到来?其实,无论是江还是胡,或是习,他们不过是大海中的浪花,而浪花下的大海,才是真正的中国,我们应该持续的关注中国的民间社会,关注中国的草根社会,关注中国的普通民众的思想境界,才能对中国有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进步》这篇文章提供了一定的观察视角。 特转发于此,与各位网友一起探讨思考。
   
   编者---我们的春天
   
   2013 09 28
   
   真正的进步
   
   作者:李子暘
   摘要: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取得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进步。这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是什么?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这个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彻底的、根本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取得的真正进步是什么?
   
   我和一些朋友的分歧之一是:对中国的时局和未来,我比较乐观,他们比较悲观。
   
   悲观者似乎很有理由。他们经常列举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问题确实很多,我也看得到。之所以仍然乐观,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取得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进步。
   
   所谓不可逆转,是指,无论政治层面发生什么,中国都不可能走回头路,退回到曾经的可悲境地。面对这个不可逆转的巨大进步,某些事件、人事变更、错误政策,它们的作用或危害相当有限。是的,总会有一些挫折和损失,有一些愚蠢和阴谋,速度会时快时慢,但中国社会整体的趋势一定是向前的。
   
   这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是什么?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彻底的、根本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取得的真正进步是什么?
   
   是财富总量的大幅增长吗?确实,无论人均还是总量,财富实现了翻几番的增长。但这并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它没能解释财富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背后的那个巨大推动力是什么。
   
   有一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回答,这就是朱锡庆关于知识的原创性研究。他指出:这个巨大的推动力是知识的增长。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真正进步,是知识的进步。这个社会的真正变化,是知识总量的大幅增加,和知识普及程度的大幅提高。正是这种知识的巨大进步,推动着财富增长和社会繁荣。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头脑中有的,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知识。城市中的工人干部,头脑中有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计划的运转知识。股份公司、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现代金融等市场知识,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明白。甚至,制造出消费者喜欢的水龙头,这种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小事,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胜任。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要在香港办公司。当时的中国,并不缺达官显贵,委员部长书记省长一大堆,但真说到办公司,却谁也不懂。只有曾经被打倒的前资本家荣毅仁知道什么是公司,知道怎么去香港办公司。于是,荣毅仁受命去香港创办中信公司。
   
   三十多年以后,几亿农民成功地进入了城市,转换了职业,市场和私营企业在中国到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两种知识:现代化的工业服务业生产知识、市场经济的契约交易知识,被数亿人从无到有地掌握了。现在,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公司吗?市场中的水龙头,品种繁多,数以千计。
   
   过去,中国产品以粗制滥造闻名。但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产品的质量就有了全面提高。在产品质量提高的背后,是无数管理者、生产者知识的快速增长。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需要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士操作和维护。落后封闭的国家,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一定缺乏企业家、会计师、评估师、律师、交易员、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经过了三十多年以后,这些人才在中国已经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水平也日益提高。
   
   中国社会发生的涉及数亿人的知识进步,其规模和成效,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伟大、壮观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唯有一再惊叹市场那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最根本、最彻底的变化。那些外在的表现,比如繁荣的城市、密集的工业区、人均收入的增长、巨大的产出、产品质量的提高,都是知识增长的结果。
   
   “在任何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获得新知识)……稀缺的本质是无知。”(朱锡庆:《知识笔记》)
   
   哈耶克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知识的根本性作用的经济学家。他的著名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对知识的作用进行了全新阐释。经济学的发展,由此突破了财富和生产等传统概念。人们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大大加深了。
   
   说到知识,就要说到无知。无知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某种具体知识不了解,比如不知道如何使用Photoshop。这种无知容易解决,至少人们知道如何去解决。难解决的那种无知是:无知,且不知道自己无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现在看来,可谓至关重要。邓小平意识到,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对市场的知识很缺乏,并且,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不承认自己的这种知识缺乏。这时如果展开争论,一定是低水平的。争论话题只能是互指对方不符合马列主义。这种争论除了制造社会分裂、妨碍发展以外,没有任何益处。
   
   实际上,即使到了1990年代,中国人还在热火朝天地争论应该姓资还是姓社。现在回头去看,那根本不是什么知识讨论,那是闹剧。除了为人类思想史提供愚蠢的案例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低水平的争论,而是虚心对外学习。但学习的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是第一种无知,也就是对具体知识的无知,可以通过书本学习、学校教育来解决。但中国人当时对市场,是第二种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这种无知之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需要学习,更不知道要学什么。
   
   中国社会解决这个无知的方法很正确,那就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让了解市场的人来中国办企业挣钱。他们不是教育家,他们也没想教育谁。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以完整生动的形象展示在无数中国人面前,并且邀请他们亲身加入其中,不但无须学费,还可以同时挣钱养家。
   
   朱锡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创观点: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大量的知识,都是无法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和传递的。人们习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相应的活动。活动本身自有其目的,有其主产品。在企业工作,是为了挣钱养家,但在活动中,人们同时也会获得知识这种副产品。
   
   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其间的变化是脱胎换骨的,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这些成员,原来只掌握计划经济的知识:怎样抢购紧俏商品、怎样在国企和公社中出工不出力、怎样才能在上级面前争取更多的物资分配、怎样写各种宣传文件……
   
   现在,需要他们掌握一套全新的市场经济知识:怎样求职,怎样招聘,怎样创办和经营公司,怎样和人签订合同,怎样了解市场需求,如何取悦消费者,如何避税,怎样和外国人做生意……
   
   在几亿人的范围内传播这种知识,学校教育显然是无力胜任的。即使有这种学校,那些刚进入城市一无所有的农民也没有钱去脱产学习。他们每日都需要养家糊口。大量涌现的内资外资企业,在谋利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数亿原本只掌握农业知识的人,进入城市,在企业中工作。那时还没有新劳动法之类的恶法,这些人进入私营企业,没有门槛。由此,他们就有了机会既挣钱养家,又学习现代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种种知识。人们头脑中知识的转换,不声不响地展开了,且日益深入。
   
   中国和俄国改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中国是开门改革,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俄国则是闭门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比中国小得多。两国对世贸组织的不同态度就有很大不同。
   
   这种对外开放的不同,直接造成了知识输入的数量差距。中俄两国,原来都是计划经济,社会成员都很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但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市场经济的知识在中国已经大大普及了。在这方面,中国领先俄国很多。在《知识笔记》中,朱锡庆讲述了好几个当代俄国人缺乏市场经济知识的有意思的例子。
   
   中国的一个重要先天优势在于,香港台湾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引进外资企业,很大部分就是引进港台企业。大陆和港台,没有语言隔阂,人们可以直接交流。这些企业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效果极佳,作用极大。
   
   说到市场经济知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温州。改革开放以前的温州,地少人多,格外贫瘠。改革开放以后,却一跃成为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原因何在?
   
   一种解释是:温州原来的国有企业很少,加上很穷,没什么油水,政府官员没什么兴致干预市场,这让私营企业得到很大的自由。这种解释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温州并不是唯一的贫穷、国有企业少、政府干预不多的地区。许多类似地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也有发展,但却没有取得温州那样的成就。
   
   如果从知识的角度解释温州的成功,就豁然开朗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虽然看上去很贫穷很落后,但在那时,温州人其实已经有一项因素领先全国了。
   
   温州的农业条件很差,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即使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也想尽各种办法到各地去做点儿买卖。当然,那时只是不起眼的小商小贩,弹棉花、鸡毛换糖、摆地摊、小修理,等等。
   
   虽然是小商小贩,但那也是正宗的市场交易。所以,温州人虽然当时很穷,小商小贩也没什么高学历,甚至有文盲,普通话也说不好,但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的知识,他们却掌握了很多。相比之下,北京那些制定全国计划、管理国家商业的干部们倒很无知。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可能是财富的洼地,贫瘠不堪,但却是市场知识的高地。在这方面,温州人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看不见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势有了用武之地。温州人头脑中的市场经济知识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
   
   相反,一些原来国企密集的地区,比如东北,改革开放之初,表面上的财富很可观,巨大的工厂、密集的铁路、数量众多的熟练工人、完善的教育体系。如果那时比较东北和温州,没人会认为温州鸡毛换糖的小贩比东北巨大的钢铁厂更有前途、更有优势。但实际上,国企比重越大,该地区的人市场知识越匮乏,市场观念越落后。双方的知识差距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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