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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

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
   平中要
   
   这看似两个并不相关的范畴,就是我思考的切入点。一直以来,在比较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异同上,我总感觉这种类比非常牵强。比如说,在两种哲学(如果那些汉语思想者的思考,也可以用西方对于“哲学”的定义进行描述的话——虽然,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种定义的挪移就是不可能的)所思考的对象上,两者就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哲学,如果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为西方哲学的起点(实际情况更复杂,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和哲学家就已经大放异彩,而且,这其中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我的意思是狭义上的“形而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后来也成为了“后形而上学时代”一些思想者的思想入口。但是,在这篇文字中,我还是尽量简化,毕竟,我的重点是对汉语思想的审视),那么,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与形而上学为同位语——在其开端就确立了其思考的对象,简单地说,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这之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哲学家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而这一漫长的过程,也就是形而上学哲学从发展到成熟,再到终结的过程。
   比较中国哲学(我更愿意称之为汉语思想),就会发现,中国哲学对于:“汉语要思考什么?”这一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达成共识,或者,从经验来看,汉语思想者不认为有什么思想共识的问题存在。【当然,汉语的历史上也有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这种争鸣并不对“哲学的根本问题”的争鸣,也不可能在这种争鸣中出现对“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发现和共识。“百家争鸣”是汉语思想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却并不自动形成一门学科。如果说,哲学就意味着一门有标准可遵循的学科,那么,西方有哲学,中国无哲学;但是,中国有汉语思想,这是不能否认的。哲学与思想,两者不能混同,思想包括哲学,或者说哲学是学科化的思想。很显然,汉语思想并没有学科化。】也就是说,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西方有而中国无,甚至说两者不同,似乎都没有准确地表达事实,事实是:两者不具备可比性。我打个比方:运动场里有人在赛跑,运动场外有人在遛弯,我当然能比较出谁的移动速度快,但是,两者有可比性吗?赛跑者的目的是争夺谁跑的快,遛弯者的目的是休闲,两者目的不同,不具备可比性。就像中西哲学,两者的目的不同,没有可比性。或者说,从西方和中国在“思考什么?”的向度上,两者难有可比性。

   但是,我私人一直有些耿耿于怀,那就是,如果说汉语思想也是思想(当然是,而且,我为此自豪),而西方哲学是一种学科化的思想,那么,两者就真的没有可比性了?还是上面那个运动场的例子,虽然赛跑者和遛弯者目的不同,但是,他们都在移动却是事实,不能因目的不同而抹煞。那么,中西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和汉语思想,一定存在一种可以进行比较的视角。于是,就有了这个题目。
   我来解题。
   我认为,既然中西哲学在“思考什么?”的问题上难以比较,那么,中西哲学在“以什么载体思考?”的问题上,给了我启发。西方哲学的发展,很早就建立起相关的思想载体,形而上学也可以视作一种方法,同时,逻辑学也为西方哲学助力甚多。可以说,西方哲学之所以是一门学科,也因为,西方哲学用一套共识的思想载体(逻辑、理性、辩证等等)来进行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那些“非形而上学”(也包括反形而上学)的思想者,就必须用另一种思想载体来进行思考。比如尼采。稍稍旁逸斜出一点:有人认为中西哲学问题,是一个“话语”问题。认为差别在于“话语”。西方哲学有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而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体系。我认为“话语”的视角,自然有着进入思考的路径,但是,中西,以及西方哲学内部的差异,用“话语”来解释,似乎没有脱离内嵌在西方哲学中的视角,也就是说,即使“话语”,也不能脱离西方哲学单独作为解释的视角,它依然需要西方哲学的支撑。而我想从“思想的载体”视角出发,保留中西哲学的整全性,而从独立的视角观察两者。那么,话说到这里,需要提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载体”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后形而上学时代”,也是一个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载体”的更新——这也并非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者的原意,而这种客观的更新,实际内涵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框架中;那么,对西方哲学传统,即形而上学传统中,所凭借的“思想载体”是什么?我认为简单说,就是逻辑学。而“后形而上学时代”则是抛弃了逻辑学的“载体”(不是不要逻辑!),寻觅其他的“载体”。以福柯为例,前期用“谱系学”,后期转向“知识考古学”,这种对思想“载体”的探索,有别于西方哲学传统的逻辑学“载体”。】
   那么,汉语思想的载体是什么呢?
   我想简单说说汉语思想载体的流变。
   
   汉语思想载体的源头
   将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汉语思想的集中爆发视作汉语思想的源头,就从这里开始对汉语思想载体的观察。
   一、儒家
   我先说结论,我认为,儒家的思想载体是历史的,也就是这篇小文的题目所谓的“中国历史”。如果说,在汉代儒家儒学奠定了独尊的政治与学术地位,而使得接下来的两千多年,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都是“历史的”,而在汉之前,这种以历史为载体的思想,只是儒家自身的思想特点。
   【问题就是,这种曾经专属于儒家的思想载体,在汉之后的时代中,成为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这个过程,究竟是思想的,还是政治的?我个人认为:还是政治的因素居于主要位置。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儒家的独尊地位,有着权力的鼎力襄助,而并非在思想的向度上,儒家思想比其他思想流派更接近真理。】
   由孔子重新整理并光大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简单归类这五经,《诗》属于文学和修辞的范畴;《易》属于占卜技术;《礼》属于行为规范或者说制度范畴;而《书》、《春秋》可以划在历史的范畴里。而在这四个范畴中,历史,对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也奠定了儒家思想载体的基础。孔子个人对于《春秋》的编辑用力最多,他甚至将“知与不知己”与这部作品联系起来,他对《春秋》的钟情,是其他四经所不能比拟的。而要仔细观察一下《春秋》这部作品,为什么它是如此重要呢?我认为,孔子对于《春秋》的编辑,使得《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否则,所谓“春秋大义”就无从说起。换句话说,我所谓的儒家思想的载体是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更进一步说,就是一种区分善恶的判断(所谓的“善恶判断”不是在道德伦理的意义上)。
   【这里需要着重提出——这里只能从简地提及——的是:孔子本人对于《春秋》使用的一种价值判断,或者说善恶判断,本身是属于个人化的(虽然,孔子的价值体系也有着从之前儒家继承而来的部分),或者说,可以视作一种学术创新。但是,从汉代开始,孔子以及之后孔学的这种价值判断,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这里不拟涉及孔学的内容,比如说对于权力和体制的理论支持;而是,儒家这种以价值判断,或者说善恶判断,为载体的思想,是如何从一种个人化的、学术化的方式,变成一种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上文谈到了权力对于这一转变的支持,而这里我想提出在权力之外,对于儒家思想而言,依然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路径,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就不在这篇文字中论述了。关键在于,儒家的这种善恶判断,如果仅仅局限在个人化、学术化的层面上,顶多也是一家之言(况且,这种善恶标准并非一种源自自然法的普世道德标准,而是一种思想流派中的观点和角度,其初衷无涉以普世道德为标准的善恶);但是,当儒家思想载体成为主流的思想载体后,这种善恶判断的标准由谁来确定,就成为了一个矛盾尖锐的问题。对于孔子而言,他自己就是善恶标准的厘定者,我认为孔子所求之“道”,就是这种标准的表达。也就是说,汉之前的儒家,不存在这种谁来确定善恶标准的问题。而在汉之后,权力与学术,究竟谁来决定善恶标准,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是,权力掌握了善恶标准的决定权。当然,一些执着的儒者也在奉行着“从道不从君”的理念,但是,对于全局而言,这种坚持的实际效果不大。也就是说,我所说的,汉语思想的载体问题,即儒家思想的载体问题,内涵着这样一个问题:善恶判断是儒家思想的一贯载体,但是,对于善恶判断的标准问题,却在儒家前后期(以汉代对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为标志)中存在一个权力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家前期的善恶标准由思想者掌控,而后期则由权力接管。】
   儒家的这种以善恶判断为载体的思想特点,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内容中,不仅是在制度、伦理、学术这些范畴上,甚至在对于个人的品德修养上,都在追求一种“善”。这可以视作一种思想载体对思想者的影响。而重要的是,儒家以历史的,即善恶判断的方式去思想,从孔子开始,就在儒家流派中形成一种传统。也就是说,儒家以善恶判断为载体,或者说以善恶判断作为进入思考的方式,就成为了当时儒家,以及日后汉语思想的主流载体。
   二、法家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法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及儒家与杨、墨二家(我在下文简略述及两家),但是,法家的思想载体的确与儒家存在不同。我认为,法家的思想载体,更接近着一种物理学的方式。按照法家自己的说法称为“法、术、势”。而在我看来,法家以一种物理力学的方式思考,法家把政治的博弈,视作各种力量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博弈。
   如果仅仅将儒法两家不同的思想载体视作两者的本质不同,似乎还不尽然。我认为,儒家思想的载体,即善恶判断,就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标准(在这个标准上,曾经是儒者自己居于善恶判断的最高处,后来则是权力);而法家的物理力学载体,却还有一个高于这一载体的事物存焉,那就是这一载体与其说为思想服务(即作为承载思想运行的工具意义上),不如说,是为了权力。我认为这也许才是儒法在思想载体上的最大不同。换句话说,前期儒家如果还有学术上的纯粹性,那么,法家则是功利主义的,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可以。吊诡的是,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的法家不仅在时间和程度上都逊色得多。
   三、杨、墨
   杨朱无书,但是,从当时其他流派的记载中可以想象,杨朱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流派。可惜,就是因为没有文字,我无从指认杨朱思想的载体。也就是说,杨朱的“贵我”思想,是杨朱流派思想的内容,而非载体,若要判断一种思想流派的载体,还需要文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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