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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看不起张学良

胡适为什么看不起张学良
   
   2013-08-02
   腾讯 - 今日话题.历史版 第0194期
   

   导语
   
   张学良在近代抗日史上的位置,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同时代的胡适眼里,有一个与今人的惯性认知迥异的张学良。
   
   自30年代到50年代,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越来越低
   
   九一八前夕,胡适告诫张学良“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胡适长期关心时局,张学良又长期身处时局中心,故而很早胡适就曾欲对张学良有所影响。1930年9月,张率军入关,通电拥蒋,结束中原大战,新获晋、冀、察、绥四省地盘,高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力与声望飙升至人生的顶点,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胡却在10月27日写信给张,泼了一瓢冷水:“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显见对张的能力深感怀疑。
   
   胡适的怀疑并非无因。其日记1930年10月11日条下记载了他从罗文干处听来的一段轶事:“汤尔和被张学良派来北平见精卫,初甚得意,每日自译长电几百字,用密码打出。但张学良在葫芦岛,他的秘书王树翰却把他的密码丢了,故每日得电皆不知所云,电告他再译。尔和大怒,发电云:语长不能再译,语密未便交邮,徒劳无益,甚负汉卿兄委托!”军政事务事关机密,岂可“再译”为明码发送?张办事如此儿戏,让胡忍不住感叹:“这个故事真可为妄想利用武人者作一棒喝。”告诫信中的“执事不敬”,应当正是就此类问题而言。
   
   热河沦陷,胡适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3年3月,东北军控制下的热河,不到十天即告沦陷。3月2日晚,胡适“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己。”胡适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3月6日,胡适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刊于次日的《独立评论》,文章直斥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举了张的五大罪过:“(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并将此文原稿送给张学良看,劝其辞职,将华北全部交给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
   
   直到1950年代,胡适仍在感叹张学良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其实,早在热河沦陷的前一年的1932年8月8日,当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之际,胡适曾公开撰文《汪精卫与张学良》,恳劝张辞职,明言华北的抗日大任,决非张的能力“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胡适说:“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但锦州退兵以后,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编辑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明令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张以只愿全国抗日“玉碎”、不愿东北军独自抗日“瓦碎”为由,拒不受命)。他在这个时候,若能决心引咎自劾辞职,还可以使一般人觉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军人必不能保持其权位;即使政府的威权不能立即执行其应施的惩罚,个人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潜势力终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张学良先生是个少年军人,经过了这五年来奇惨大辱的经验,他应该明白今日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他如果还有替国家做大事的野心,他应该撇开他的过去,摆脱一切障碍,努力向前途去创造他的将来。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劳效力的机会。如果他到了今日还不能有这种觉悟,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但张学良没有理会胡适的敦劝,终于还是熬到热河沦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的看法跌到了谷底。12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12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胡适的文章《张学良的叛国》,表达了其对张行动的完全否定。直到1950年,胡适仍在《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中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从热河沦陷来看,胡适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暴虐到把百姓驱入日寇怀抱的省主席汤玉麟是热河沦陷的关键
   
   要判断胡适对张学良的上述评价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热河沦陷是最佳的观察案例。因为相对于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热河沦陷前后,胡适与张学良的直接交往最为频繁和密切,其观察体会理应最为准确。
   
   1933年2月23日,日军发起“热河作战”,仅仅10天,面积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即全部沦陷,举国震惊。热河瞬间沦陷的直接责任人,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省主席、奉系军阀汤玉麟。此人土匪出身,嗜财如命。其治理热河,横政暴敛,大种鸦片,据杜月笙下属郁咏馥讲,“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为销售”,热河沦陷前夕,汤玉麟不去指挥作战,而是忙于征集卡车赶紧把鸦片、家产运往关内。汤部热河兵力号称8万,其实大部分吃的空饷,实际兵力不过2万左右,且军纪败坏,战斗力极为低下。汤玉麟自己很清楚,面对日军的进攻,“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同时汤又割据意识浓厚,视热河为个人私产,宁愿与日军互通款曲,被日军攻陷,也绝不愿意其他部队进入热河。整个热河之战,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全盘指挥可言,没有进行过一次主动进攻,大部分防御战,都是在伤亡不过数十人的情况下即全线崩溃退却。日本军官铃木美通在日记中写道:“汤玉麟曾通电全中国,‘誓与国土共存亡’,但十数日汤却如云如霞,不战而逃。”
   
   汤治理热河,其暴政之烈,已至将百姓驱入日寇怀抱的程度。张学良对胡适讲:“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胡适当时担任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理事,颇能得到第一手的前线信息,他也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 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当时传言说日军仅靠 128名骑兵,即不费吹灰之力攻陷了汤玉麟坐镇的热河省府承德,汤落荒而逃,不知所踪。此事在当时被国人视作民族的奇耻大辱,殊不知若干年后,据日方资料披露,承德的沦陷,仅系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参谋河野悦次郎所乘坐的一辆装甲车所致,河野当日乘车侦查前线,发现城内守备荒芜,即下令冒险冲入城内。一辆侦查装甲车,至多不过承载十数人,较之当年128名骑兵之传言,于国人实可谓辱无可辱。日方史料还证实,承德百姓确实拥上街面欢迎日军,与张学良、胡适当年所得到的信息可以互相印证。
   
   蒋介石事前曾反复要求张学良解决汤玉麟,但张犹豫不决终未执行
   
   热河十天尽失,但南京国民政府积极筹划热河防务,却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3月。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鉴于淞沪国军难以久持,为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政府曾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等部调往热河。结果因张学良的反对而作罢。对热河在抗日大局层面的战略意义,南京方面是有充足认知的。热河是关外抗日义勇军的物资输送和人员补充最重要的通道,“伪满洲国”成立时公然将热河划入其“疆域”,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切断这条通道。此外,热河在关外,保有这样一大片区域,对翼护平津至关重要;反之,若日军取得热河,则可俯视华北,进窥平津。而且就攻防战略而言,热河多山,易守难攻,平津地区则是一片旷野,是日军飞机、坦克、重炮的用武之地,故而欲护卫平津,必须先保住热河。但热河政权操于昏聩无能的汤玉麟之手,不解决汤玉麟,则一切都是空谈。故而1932年6月的庐山会议中,蒋介石、汪精卫已共同决定命张学良先解决汤玉麟,占领热河,一者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二者威胁山海关日军,使其不敢轻易进窥平津。蒋并有手书交汪精卫带给张学良,嘱咐其依计划行事。但张学良并无动作,更与造访北平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彻底闹翻。
   
   蒋介石此时忙于在南方完成剿共,故虽然对张学良与汪精卫闹翻很不满,视其为“纨绔庸弱之徒”,认为他没有解决热河的决心和勇气,但仍寄希望于张能够依计行事,毅然派兵入热解决汤玉麟。7月7日,蒋致电蒋伯诚,再次建议张学良采取强制手段,“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开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并表示“宁可先占热河,暂弃平津,亦所不惜”。随后,因张学良与汪精卫冲突时声称“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他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量”,蒋又派亲信张群北上与张学良面商一切,以使张确认解决汤玉麟完全是蒋的意思。但张还是未能如蒋所愿,拿下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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